3月9日，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二层多功能厅召开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记者会，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会上表示，看病贵，是医疗卫生服务体制的问题。

　　黄洁夫认为，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等任务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还未从根本上完成。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严重滞后，国家投入的大量钱都被医院服务中间的虚高商品消化了。

　　“老百姓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钱，从比例上下降30%，但是实际数字反而增加了，这就是看病贵。”黄洁夫说。

　　此外，据黄洁夫透露，两会后，全国政协三个副主席将带队调研医改。他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会后就会动身，跟着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去调研，了解地方的经验教训，希望能总结出措施推动医改。

　　●现状：药品、耗材价格虚高严重

　　国家对医疗卫生的支持不断加大。数据显示，2009～2014年，中国财政医疗卫生累计支出4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累计1.2万亿元。

　　黄洁夫坦言，尽管6年来医改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但是跟老百姓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根本缓解。

　　黄洁夫在今年两会期间也表示，国家在医疗卫生事业上的投入高达4.2万亿元，很多都放在虚高的价格上，没有花在“刀刃”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些年政府的投入大部分都流向了药、检查设备和器械，这种流向其实是很不应该的。所以老百姓普遍一个感觉就是，虽然现在有医保了，但是花的钱还是很多。

　　其中，对于药品价格问题，韩启德表示，“现在公立医院还是推行按服务项目收费，这就大大提高了医疗的费用。药物采购不是医保部门掌握，花钱的不是管钱的人，药价虚高的问题到了让人咋舌的地步。”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翁国星也认为，医改可以控费的最大领域是虚高的药价与高值耗材价格。

　　他举例说，福建省某三甲医院，去年毛收入24亿元，药占40.86%，耗材占19.11%，二者相加占60%，“也就是说，14亿多都是用于支付药品与耗材，所以只要降低10%，就可节约1.4亿。”他进一步说，可降空间远远不止这个数。

　　从其他地区的经验来看，福建三明的医改在药价上降低了30%。

　　●建言：形成开放医疗服务模式

　　到底怎么样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李玲认为，应该用政府的投入换公立医院的公益机制，核心点把医生的薪资问题解决。因为现在医院和医生都需要创收，而创收是靠药、靠检查、靠耗材、靠手术。

　　在李玲看来，未来的医改方向，就是改变这种逐利机制，让公立医院重新回归到一种社会福利性质的机构。将逐利机制打破后，建立新的制度，这个制度就必须全国统一。

　　“因为如果只是一个地方做，其实它是很难生存的。因为好医生肯定就走了啊，或者说这个药企就不在你这卖药了，因为你把我的利润压得太低了。”李玲说。

　　黄洁夫开出的药方是，发展医药卫生事业，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即营造和谐、公平、竞争的医疗服务环境。应该开放、培育市场，就要靠社会资本、外国资本，让他们进入到医疗服务市场来，形成一个模式。并且，需要有道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务人员。

　　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看来，仅靠单项地推动某项医疗领域改革，而不同时推动其他方面的话，医改很难取得很好的效果。

　　刘国恩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老百姓能够获得的好处是方便就医与就医费用负担减轻，这需要公立医院改革、医保支付手段改革、药品方面改革联动才能够取得成效。

　　3月4日，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与一位胰腺外科医生交流时，得知其所在医院一台大型手术的诊疗费用为8万元。

　　李斌当即询问，如果进行支付方式的改革，从一项一项收费累计形成8万元，改为“打包付费”，也就是病种收费标准不变仍为8万元，省下的费用作为医护人员的劳动技术服务的收入，可不可以?

　　该名医生表示，采用这种做法非常好，能提升医护人员的技术服务水平。

　　而这种付费方式的改变，就包括了医保、医疗、医药的改革。刘国恩解释说，支付手段进行改革，则老百姓在医院进行结算时，医保是按照病种进行支付，医院就会改变目前过度开药、“大药方”的行为，因为药品已然变成成本，医院医生的利益与患者的利益通过医保支付手段得到统一，这种情况下，药品价格的改革，也不会面临太大的压力。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协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

　　黄洁夫：营造和谐、公平、竞争的医疗服务环境。应该开放、培育市场，就要靠社会资本、外国资本，让他们进入到医疗服务市场来，形成一个模式。

　　李玲：未来的医改方向，就是改变逐利机制，让公立医院重新回归到一种社会福利性质的这种机构。将逐利机制打破后，新的制度就必须全国统一。

　　刘国恩：仅靠单项地推动某项医疗领域改革，而不同时推动其他方面的话，医改很难取得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