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癌症的个性化治疗依赖于不同肿瘤亚型中特定的生物标志物的识别与鉴定。基于生物标志物的肿瘤治疗方式比传统疗法有很大的优势,由此,生物标志物也成为了抗癌药开发过程中关键的一部分。临床试验中,借助生物标志物,可以遴选出更符合条件的入组者,进而优化临床试验设计,得到更好的试验结果。2006-2015年,在药物申请中,具备生物标志物药物的批准率是不具备生物标志物药物的三倍。

       根据医疗需要的迫切程度,对于那些将生物标志物作为开发环节的药物,医药监管机构可能会提供一个加速审批途径。基于一期或二期试验数据,派姆单抗(pembrolizumab)、克里唑蒂尼(crizotinib)和osimertinib(奥斯替尼)都获得加速批准。2015年,在启动临床试验后的两年半时间里,阿斯利康的osimertinib获得了FDA的上市批准。此外,医保公司对那些有伴侣诊断的药物表现积极,因为这有助于节省医保费用。

       当前,非小细胞肺癌( NSCLC)已经发现了多种生物标记物,由此可以根据可能的疾病风险、预后或者治疗响应等对患者进行分类。一些生物标志物,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基因突变,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ROS1或程序性细胞死亡1配体1(PD-L1)的基因重排——现在已经是肺癌诊断过程中的常规检测。这些生物标志物在临床实践中被广泛使用,以此来改善患者的预后。

       在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些基于生物标志物的NSCLC药物,如表1所示。讨论它们的使用策略并介绍市场份额状况以及未来增长趋势。

       表1 一些基于生物标志物的NSCLC药物注

基于生物标志物的非小细胞肺癌治疗药物发展现状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

       EGFR抑制剂埃洛替尼(Erlotinib)最初的市场占有率不高,因为最初它的伴侣诊断并不可行。一旦EGFR测试可用,埃洛替尼就成为了EGFR基因第19外显子缺失或者第21外显子置换患者的治疗标准。在未经治疗、伴有该类突变的NSCLC患者中,埃洛替尼的响应度比传统化疗药物高出大约50%。

       在EGFR基因中,T790M是最常见的获得性突变,这导致患者对第一代EGFR抑制剂产生耐药性。在使用埃洛替尼或其他EGFR抑制剂对NSCLC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也经常会导致T790M出现。

       Osimertinib(奥斯替尼)是第一个在美国和欧洲获批上市,治疗EGFR基因T790M突变的药物。由于其填补了该类患者群体的治疗空白,在市场上表现尤为抢眼。上市第一年的销售额达到4.23亿美元,预计2022年达到30亿美元的销售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