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结果公布》，慢性乙肝治疗药物替诺福韦酯，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药物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这三种药品的降价分别达到了67%、54%、55%。

　　用不起药一直是大病治疗在中国的一大伤痛，一些重症治疗药品在中国无法扩大适用范围，也一直是产品销售的一个困境。为了切实解决市场面临的两难处境，此次由中央政府来和药企进行集中谈判也明确表达了政府对以量换价模式的认可。伴随着高价药品进入医保的实际执行，将产生一系列服务需求，在中国支付方、药品生产者、销售者、医疗机构这一链条中产生新的机会。

　　首先，对于医保来说，将重症药品纳入支付范围将惠及更多患者，但在纳入报销的同时必须加强与药品相关的临床路径管理，以避免提高保障同时带来的不合理用药风险。这类药品大都是高价药，在药品仍然是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的环境下，高价药的使用只有和严格临床路径管理结合起来，才能在医保增加覆盖面的同时保证医保资金的合理运用。这会与医保未来的精细化管理路径一致，尤其在一些数据系统还不够完善的医疗机构，药品使用范围加大可能导致浪费。因此，支付方必须相应地增加合理用药的管理力度。

　　医保的精细化管理能力目前还较弱，大病医保的商保经办虽然已经展开，但即使商保在合理用药管理上仍较为欠缺，未来基于处方和临床路径管理结合的合理用药服务将成为商保经办的主要竞争优势之一。在既要保证个人医疗自费比例下降，又要严格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这两个目标的前提下，合理用药等医保精细化管理措施势必将获得较快增长。

　　其次，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获得进展之后，各地的医保实力不一样，覆盖高价药的执行节奏和方法也会不同，加上各地的发病率和人口经济结构、自身的保障结构不同，实际操作中的结果会很不一样。对于药企来说，面对中国医疗资源的地区性差异，仍然需要在各地进行渠道上的布局、用药教育等来确保药品在各地从实际上获得渠道。

　　而对于药企尤其是外资药企来说，在一些高价药上的谈判和价格下降可能成为一个趋势。这将为药企带来更多的销量以及患者数据，增加使用范围，对于拓展整体治疗方案，捆绑其他药品销售都可能是铺路的机会。不过，由于目前一些昂贵药的使用率很有限，未来在药品上的教育会显得更为关键。这种教育将包括患者教育以及医生端教育，在用药指导、副作用、整体治疗上帮助患者和医生更好地理解药品。

　　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由中央政府来出面进行药品价格谈判并没有降低药企在各地布局的力度。相反，中国市场的差异性过大，各地的医保承受能力也不同，渠道的有效性和患者用药教育仍是保证产品最终销量的砝码。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只是给出了入场券，最后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仍要看各自的能力。

　　再次，对于特殊药品，目前许多高价药品和特殊药品的使用因为不纳入医保，都在医院外进行，数据非常分散，缺乏实际使用量数据以及患者端具体使用情况信息，而这些对于药品需求和药品效果的评估都极为关键。从国外的操作办法来看，有零售药房、PBM(药品福利管理)和保险公司进行特殊药品的管理，对使用量、效果以及用户反馈进行信息评估，目前在中国市场上这一环节还非常缺乏。如果有第三方能在具体的消息搜集、效果和用户反馈的评估上进行有效的管理，将对药品未来的定价和使用情况给出有效的参考，从而为药品价格未来的谈判、药品的使用指导和合理用药等工具的使用提供决策依据。

　　最后，随着控费链条的展开，医疗机构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从而导致原先粗放经营模式的终结，医院不得不走精耕细作的道路，从而有效控制成本。根据Latitude Health的测算，中国公立医院的药品耗材比高达38%，是一种极不经济和严重浪费的经营模式，各地政府的医改文件都已经要求降低这一比值。但如何帮助公立医院降低成本，这在国内还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市场，从合理用药开始的数据分析和实际成本的降低都只是刚开始，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在医院自身控费环节产生。

　　总之，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看似只是从药品价格入手，但事实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举措，急需后端的各类配套政策和相关服务跟上，以带动对医疗市场现状的改变，从而真正收到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