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于往年的是，2016年跨国药企的活跃度非同一般。据一位曾先后任职三家跨国药企管理层的人士透露，除了必须“拜见”的中央部委高层，2016年跨国药企高管们还积极走向地方省市，洽谈投资建厂。 　　2016年11月4日，德国制药巨头默克宣布总投资额为1.7亿欧元的江苏南通制药基地正式落成，这是首家在华大规模投资设厂生产中国基药目录药物的跨国药企。11月18日，同为德国制药巨头的拜耳宣布，其投资约1亿欧元的北京工厂综合扩建项目正式启用，北京工厂成为拜耳全球最大的处方药包装基地。 　　打开地图，跨国药企在中国的布局正从上海、天津、杭州、苏州、广州等沿海深入到西部腹地，长沙、武汉、成都、西安成为新的热土。辉瑞、强生、拜耳、诺华、葛兰素史克等跨国药企巨头几乎都已在华建厂，并积极表达追加投资的意愿。据RDPAC（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统计，目前其会员单位包括38家跨国药企，在华已经投产的工厂49个，研发中心30个。 　　积极深入中国市场的背后是日益“微妙”的大环境。一方面，保持两位数增速的中国医药市场令跨国药企趋之若鹜，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医药市场，在华布局密切关系到跨国药企的未来增长力；但另一方面，单独定价取消、新药定义缩紧、省级招标降价等新政轮番上阵，药价谈判更是将他们逼到墙角。 　　当此时刻，跨国药企急于表达在华长期经营的决心和诚意，建厂是一种最直白有效的表态。此外，技术输入、与本土企业合作、雇用本土员工等都明确表达信号，跨国药企正在进行转型，从以进口为主导转型为以本地化为主导。 　　抢夺未来战场 　　11月18日，走进位于北京亦庄的拜耳综合工厂，全自动化的物流包装生产线快速运转，从原料入库到包装出库的全流程几乎见不到人工操作。操作区外围的办公室里，几个工作人员通过监控就可以掌握生产的全部环节。 　　几乎所有跨国医药巨头都在中国采用了全自动化的生产线，产能不断扩大的同时，劳务人员在不断减少。这说明了一个关键问题，跨国药企在华建厂，已经与通常所认为的廉价劳动力失去了紧密关系。 　　抢夺市场，才是跨国药企在华积极建厂的关键。拜耳方面表示，如今大中华区已经成为拜耳在亚洲最大的单一市场，2015年销售额超过45亿欧元。北京工厂的扩建将使总体产能提升了1倍，拜耳的心血管和糖尿病产品可以在中国实现稳定供应。 　　“扩建工厂，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拜耳全球处方药供应体系的战略地位，再次印证了拜耳对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单一市场的坚实信心和承诺。”拜耳集团董事会成员、首席财务官德友汉（JohannesDietsch）对财新记者表示。 　　同样加大在华投入，扩建生产基地的还有诺华、赛诺菲和阿斯利康。2012年，赛诺菲北京工厂扩建第二阶段项目启动，扩建总投资9000万美元；2013年，诺华昌平工厂二期扩建项目正式竣工，投资金额1.5亿元；2015年，阿斯利康在无锡生产基地旁新建小分子创新药物研发生产基地，投资5000万美元。 　　一位医药协会人员对财新记者表示，从供应链角度而言，中国销量增长迅猛，本土建厂无疑能提高市场响应速度。更为重要的是，“跨国药企在华建厂，可以争取基地所在省份的政策优惠，在招标准入门槛上有照顾，相当于拓展了市场”。 　　中国已经成为跨国药企竞争最激烈的战场。2015年，中国市场销售份额排名前十的跨国巨头的表现都优于其全球水平，从年报数据来看，诺华、辉瑞、强生、拜耳和阿斯利康在华销售增速都超过15%。在华布局的优劣，关系到跨国巨头在未来数十年的发展前景。 　　尤其在利润最高、潜力最大的OTC（非处方药）领域，跨国药企巨头正面厮杀。2014年11月，拜耳斥资36亿元收购云南滇虹药业，拥有了“康王”“润芙”两大品牌，及产能达2万吨的膏霜、洗护化妆产品，再加上花费142亿美元收购的默沙东保健品业务，2015年，拜耳自称已成为中国OTC市场排名第一的跨国公司。 　　同样加大OTC布局的还有美国药企巨头辉瑞。2015年6月，辉瑞宣布在苏州投资9500万美元的新厂正式破土动工，预计2018年一季度投入商业化生产。新厂主要生产钙尔奇、善存系列健康药物产品，建成后预计年销售达到20亿元，公司的总年销售额也将突破50亿元大关。 　　这是辉瑞在华第四次投资建厂。辉瑞方面对财新记者介绍，1992年至今，辉瑞中国健康药物部的销售额从小于100万美元上升到超过3亿美元，2014年中国就成为辉瑞全球健康药物部排名第一的海外市场。 　　强生也借其控股的合资药企西安杨森争夺OTC蛋糕。2014年初，西安杨森在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2.9亿美元兴建大型生产基地，预计将于2018年末投产，年生产量将达2.8亿包药品。 　　“相比在中国的业务量，无论从亚太地区还是全球范围来看，我们在中国的研发投入以及对于供应链生产基地的投资，还有商业活动方面的投资，可以说都是最大的。”杨森亚太地区制药集团公司董事长KrisSterkens对财新记者表示。 　　即使如此，在中国生产的药品仍未能充分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需从欧美生产基地进口，而且大多跨国药企巨头并没有将真正的生产线和技术引入中国。“跨国药企在华建设的工厂基本都以再包装为主，也就是说，所有的药品已经在欧美完成了最终制剂的过程，然后通过大包装进入中国，再在中国的工厂做小包装，放说明书，贴标签，这样减少一些物流成本。”上述跨国药企人士透露说，制药是一个对生产工艺和生产空间要求极高的行业，中国医药工业相对落后，跨国药企的疫苗、麻醉药品、生物制剂等高要求药品至今难以实现本土化生产，即使是片剂，也只有部分公司实现了在华生产。 　　上述说法得到了江苏省医药商业协会一位人士的印证。在参观默克位于江苏南通的新建工厂时，他对财新记者感叹，自己参观的所有跨国药企在华生产基地都是做包装业务，“看不到核心生产环节，中国药企想学习也无处可学”。 　　针对这一现象，11月，在一家跨国药企高层与中国高层的会谈中，中国方面明确提出，希望跨国药企来中国把技术留下，不能只在中国做“皮毛”。 　　“必须适应”的低价需求 　　11月4日，在江苏南通，默克投资1.7亿欧元建设欧洲之外的最大生产基地，基地预计于2017年二季度开工，产能将在2021年达到每年100亿粒。与其他跨国药企不同的是，这一基地将用于生产基药目录产品，即纳入医保主要为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价格较为低廉的常见病药物。 　　低价，抓住了中国政府和市场需求的关键。2016年，几乎所有跨国药企都在频繁提及“药物可及性”，而在此之前，业界几乎很少听闻这个词汇。所谓可及性，就是通过降低药价，让更多患者具有购买药品的能力。 　　默克集团执行董事会主席兼CEO欧思明（StefanOschmann）对财新记者表示，默克在过去数年以来一直都是增长最快的跨国药企之一，“我们作出了符合中国需求的正确选择，这一点至关重要”。 　　中国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出跨国巨头们的预期。默克财报显示，2015年，全球总销售额128亿欧元，利润36亿欧元，其中亚太地区销售额42亿欧元，占其总销售额的33%，相比2014年增长23%。这一惊人数据直接促成了2016年11月默克宣布追加9000万欧元投资用于南通制药基地的发展，而在2013年，默克对南通基地的初步投资额为8000万欧元。 　　本地生产可以降低成本，这是跨国药企应对中国政府接连不断降价政策的核心目的。去年年底，中国卫计委等多部门启动针对跨国药企原研药的“价格谈判”，意图通过“带量采购”的方式，大幅下调原研药价格。2016年5月，耗时半年的首批药价谈判结果终于公布，葛兰素史克、贝达药业和阿斯利康的三种产品降价幅度都在54%以上。 　　改革开放以来，跨国药企的产品在中国一直享受单独定价权。2015年6月，这一“超国民待遇”被取消，跨国药企迅速经历悬崖式降价，并在各地省级招标时遭遇再次压价，不得不大面积弃标。如今，尚在专利期内的原研药也降价一半以上，这意味着以“知识产权”为盾牌的跨国药企已经丧失议价权，适应中国降价大势是惟一选择。 　　“中国政府正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强势，而跨国药企别无选择。”上述跨国药企人士透露，近两年，中国政府接连而至的降价政策大幅压缩了跨国药企的利润空间，在交涉中，中国政府体现出决不让步的姿态。“因为中国是最大、增长最快的医药市场，任何跨国药企都不可能放弃，他们只能妥协。” 　　因2013年的商业贿赂案遭受重创的葛兰素史克决定担任“降价先行军”，以挽回其在华市场份额。2016年5月，在中国政府主导的首轮药价谈判中，葛兰素史克尚在专利保护期内的乙肝重磅药品韦瑞德降价67%，另外两个乙肝药品贺普丁和贺维力也采取了主动降价20%-30%的举措。与此同时，葛兰素史克的艾滋病药物和刚刚获批的宫颈癌疫苗都将以低价策略在华寻求更大市场。 　　低价策略的背后需要本土化生产的强力支持。“在华建厂做全产业链比起纯进口成本至少可以降低20%，甚至更多。”一位在跨国药企负责筹备建厂事宜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丧失了低价优势，但各地政府为招商引资都设置优惠政策，包括土地方面的租金减免、房租补贴，人才方面的解决户口、提供住房，以及无偿拨款，贴息贷款等，“尤其在税收方面，一般营业税可以返还给跨国药企40%左右，增值税返税10%以内，还有配套设置建设，比如保税仓库、独立海关、外资金融机构等”。 　　葛兰素史克全球CEO安伟杰（AndrewWitty）对财新记者表示，葛兰素史克在华已有多个生产基地，未来几年还将持续投资以扩展生产基地布局。目前，其艾滋病产品特威凯和乙肝产品韦瑞德都已经实现中国本土生产，葛兰素史克还希望能实现轮状病毒疫苗的本土化生产。 　　研发中心落地加速新药审批 　　11月4日，罗氏创新中心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奠基动工，投资额8.63亿元，预计将于2018年竣工。创新中心建成后，面积达到1.4万平方米，包括220处模块化工作区域，这也是跨国药企在华最大的研发中心之一。 　　大手笔建设研发中心是因为罗氏已经尝到了甜头。2004年，罗氏曾在张江设立了跨国药企在上海独资建立的第一个研发中心，研发人员330名，其中80%是中国本土专家。截至2016年年底，这家研发中心产出了141件颇具含金量的发明专利，涵盖抗感染药物、乙肝药物等。 　　中国的研发中心曾经历十余年的“边缘期”。“完全没有自主权，都要听总部的，主要是给其他研发中心打下手，美其名曰‘本土化研发’，实际就是做中国的临床试验和新药申报。”据上述跨国药企人士介绍，跨国药企的产品进入中国，按照国家药监局要求通常要做针对中国人的临床试验，并走长达五到八年的申报流程，“中国的研发中心就在搞这些，就是研发助理”。 　　这一窘境随着中国市场的快速增长而日渐改变，人种差异和发病谱差异都决定了跨国药企想要真正开发中国市场，必须从研发环节就彻底“中国化”。“比如胰岛素产品，在中国患者身上的敏感性与欧美患者不同，中国糖尿病患者并不像欧美患者那么胖，这在剂量上就有了巨大差异。”上述跨国药企人士介绍说，在发病谱上，中国肺癌和肝癌发生率明显高于欧美国家，欧美腺癌和肠癌的发生率高于中国，中国乙肝患者较多，而欧美是丙肝患者较多。 　　研发出针对中国市场的新药显得愈发重要。2016年6月，瑞士医药巨头诺华集团投资10亿美元在上海设立研发园区，与瑞士巴塞尔、美国麻省剑桥并为诺华全球三大研发中心。研发项目主要是针对中国及亚洲地区的高发疾病，一是癌症领域，包括肺癌、肝癌、胃癌及鼻咽癌；二是肝病领域，包括慢性肝炎引起的肝纤维化、肝硬化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诺华方面表示，2014年-2018年，诺华计划在中国提交的新产品或新适应症的申请高达100多项。 　　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可以有效加速新药审批，这是跨国医药巨头在华一掷千金的关键。2016年3月，葛兰素史克宣布将在未来三年投资超过1.87亿元人民币，在北京成立公共卫生研究所，主导传染病药物在中国的开发研究，目前处于临床前开发的耐多药结核药物的研发项目一旦开发成功，葛兰素史克将首先在中国递交新药审批申请。2007年和2011年，葛兰素史克已经在上海设立了其全球第三大研发中心和消费保健品创新中心。通过这些创新中心的落地，葛兰素史克已在中国注册了8个新药和24个保健品，并计划到2020年在中国推出20多个新的药物、疫苗和适应症。 短短几年，跨国药企研发中心开始成为中国医药创新的“黄埔军校”。一位医药协会人士介绍说，这些研发中心为中国聚集了人才，提供了技术和方法论，并且将国际医药研发和标准带到中国，整个中国医药研发生态系统都被带动起来，进入旺盛的生长期。“中国开始从仿制走向创新，这与跨国药企的培养和带动密不可分，现在中国有很多医药研发公司，比如百济神州、贝达药业、药明康德，基本都是跨国药企研发中心的人出来创业的公司。” 　　这些中国医药研发公司，再次与跨国药企交汇合作。例如礼来与信达药业在肿瘤生物药品生产和研发方面的合作，与药明康德在小分子药物方面的联合开发合作，以及与和黄药业在癌症药物联合开发方面的合作。礼来制药中国总裁贺安德（AndrewHodge）对财新记者表示，加快审批速度是建立合作的部分目标，但更重要的是与中国本土企业实现共赢合作。“我们通过合作建立联盟关系，可以更多的利用中国本土人才，并获得创新性药品。”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