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抗癌药高昂的价格曾让不少患者望而却步，一些患者被迫选择代购质量不可控、缺乏医生临床指导的“外购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抗癌药“零关税”、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取消药品加成、两票制等药价新政频出，抗癌药价格有望进一步降低，“高价救命药”困境或面临解局。随着药品审评审批的加快，未来更多新药将进入中国市场。不过，提高国内药企研发能力才是降低抗癌药价格的根本之策。

       吃不起进口抗癌药

       “山寨版”药物成救命稻草

       近年来，我国癌症发病率居高不下，治疗费用动辄就要几十万元。面对服用抗癌药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不少癌症患者通过隐秘的地下渠道从国外购买廉价仿制药，一些患者甚至以身犯险，自己制药。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4年中国分地区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率分析》报告显示，全国2014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380.4万例，肿瘤发病率为278.07/10万，相当于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分钟有7人被确诊为癌症。全国恶性肿瘤死亡率为167.89/10万。

       近年来，分子靶向药等疗效确切的抗癌药陆续上市，但专利、独家药价格高昂。

       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为例，这种发病率为0.39-0.55/10万的疾病并不常见，在成年白血病病人中，只有约20%属于慢粒。2001年，特效药“格列卫”的出现，使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10年生存率达到85%-90%，慢粒开始成为可控的“慢性病”。

       次年，格列卫在中国上市。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格列卫在国内上市之初定价在23500元/盒。每月吃一盒，一年大概需要28万多元，这个价格对于大多数患者家庭来说都是天文数字。

       进口抗癌药物多是“天价”，特别是进口靶向药，价格昂贵，一般家庭难以承受。据IMS最新发布报告Global Oncology Trends 2017（《2017年全球肿瘤学趋势》）显示，过去5年来，全球在抗肿瘤药物上的费用支出以复合年增长率（CAGR）8.7%的速度增长，比2006-2011年间4.9%的增长率有了明显的提高，肿瘤治疗领域的费用支出预计每年将以6%-9%的速度增长，到2021年将超过1470亿美元。

       面对服用抗癌药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刘强（化名）曾经试图自己动手加工抗癌药。他的原料非常简单：一台花120元钱买来的精密天平，数粒蓝白相间的胶囊壳，以及一份网购的药物原料。相比正规药物一个疗程上万元的价格，这种“山寨胶囊”将减少三分之二的成本。“因为害怕，我没敢吃这个药，我也知道这是违法的，但当时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刘强说。

       “实际上，在癌症病人自制药的过程中，有人指导。”广东某医院肿瘤中心医生告诉记者，一些病友制药成功后，会把经验、心得发在病友群、贴吧上，一起交流。同时，提供原料的机构和人员，也会提供一些指导意见。基于这些零散的信息，一些患者以身犯险，自己制药。在这过程中，如果不成功，出现副作用，就相当于“赌命”。还有一些不敢“赌命”却又无力负担的中国癌症患者通过隐秘的地下渠道，从印度、土耳其、孟加拉国等国家购买廉价仿制药。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曾经发布过“网络购药消费提示”，指出：“网上声称代购外国抗癌药等处方药的，其采购渠道十分可疑，药品真假和质量毫无保证，正规网上药店不会设立这种业务。根据地方药监部门既往查办案件取得的经验，网上代购境外抗癌药约有75%被证实是假冒药品，轻则贻误病情，重则造成更大伤害。因此，网上代购境外药品是完全不可信、不可取的。”

       根据我国《药物管理法》的规定，这种“山寨”药物没有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应被视为假药而禁止销售。然而，在巨大的价格差异面前，一条国外低价仿制药流入国内的渠道还是被打通了。

       “癌症患者用药没有太多选择，价格是首先考虑的因素。”从印度托人购买抗癌仿制药给家人治肺癌的夏龙（化名）说，以一个月的服药量为例，三盒易瑞沙从欧美进口约7500元，三盒国产药约7000元，印度仿制药一瓶才400多元。

       河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尚佳表示，“在河南一些地区，很多给病人用的小分子，并不是所谓的‘印度仿制药’。不正规用药可能因为药物杂质的问题和其他不安全的问题导致疾病复发甚至恶化。”

       政府出“组合拳”降药价

       商业保险或可分担医保压力

       事实上，政府一直在推进相关工作，以降低进口药品尤其是抗癌药品的价格。为了让癌症患者用上好药、用得起好药，更强的配套政策正在路上，更大的降费空间可期。

       自2015年《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发布以来，有关加快药品审评、放开临床试验等对医药行业利好的政策频发。

       除启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外，近几年政府频出新政向高药价顽疾开刀。2016年11月，《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公布，要求所有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采购实行“两票制”。

       “两票制”，即药品从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两票制”让整个流通环节透明化，药品从生产厂家到医院，医院进的是什么价，卖的是什么价，这个中间过程开两票，税务部门能看到每一票加了多少价，以便及时发现违法违规的开票。

       2017年起，中国所有公立医院取消了实行60多年的药品加成政策。今年起，“两票制”已在全国推开。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对部分专利药、独家药建立药品价格谈判机制。随后，原国家卫计委启动首次国家药品价格谈判。

       2016年5月，历时半年的国家药品价格首次谈判结果公布，3种药品价格谈判成功，并被人社部门纳入医保。以月均药品费用计算，谈判后，治疗慢性肝炎的韦瑞德从1500元降至490元，治疗肺癌的易瑞沙和凯美纳分别从15000元、12000元降至7000元、5500元。

       今年7月8日，国家医保局表示，对于医保目录内的抗癌药，将开展专项招标采购，在充分考虑降税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格下降。对医保目录外的抗癌药，国家医保局将开展准入谈判，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入目录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