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辉瑞大中华区总裁吴晓滨出席2017年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期间接受E药经理人专访，对2017年中国医药行业最新的变化和最受关注的话题进行了解读。

       1、跨国药企为何调整在华研发中心？

       E药经理人：近段时间多家跨国医药公司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有一些调整，您认为后面推动的因素有哪些？

       吴晓滨：每个公司可能有自己的战略考量，从我对行业的理解来讲，可能这个改变最主要原因在于研发效率。从全球的角度上来讲，大公司的研发效率比较低，实际上不令人满意。反倒是一些比较小的公司研发效率比较高。因此很多大公司现在有一个转型，就是怎么样更多的和这些早期研发的小公司进行合作，怎么样把研发的生态系统更多地扩展到与小研发公司以及科研院校的合作上。从全球布局上，可能企业要重新思考大公司一些传统的研发模式是不是到了需要改革的阶段。

       E药经理人：按照这个逻辑，未来是否有更多在华跨国公司会在研发中心或研发模式上有大的变动？

       吴晓滨：如果要调整也不只是在中国的调整，这些大公司一定是全球性的调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力度一定不会放松，而是会大幅度加强，包括研发在内。至于以什么样的模式进行研发，这是大公司在全球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国现在有很多利好消息，今天在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上也看得到，国家药监系统近两年的改革力度非常大，对创新药的推动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本土企业，当前改革对创新药的不断推进对企业来说都是好消息。

       E药经理人：辉瑞接下来对中国研发的整体策略和布局是怎样的？会考虑基于这种研发效率的提升去做一些变动或调整吗？

       吴晓滨：辉瑞在中国已经有两个研发中心，我们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有1000多名员工。国家新药准入制度的改革对辉瑞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我相信辉瑞在研发方面会不断的加大力度。未来一定会发生的方向性的趋势是，一是无论是研发、生产，还是其他方面，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投入一定会增大；二是企业和本土机构、本土院校及科研机关的合作一定会加强。

       2、医药代表备案制如何落地？

       E药经理人：这段时间医药代表备案制备受行业关注，您怎么看待该制度的出台对整个中国药品销售体系的影响？

       吴晓滨：医药代表备案制的草案在方向上非常好。实际上，在我国医药代表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过去没有这个职业，后来经外企引进来，2015年才列入人社部的职业大典，成为一个有名分的职业。

       医药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行业里面谁最懂医药呢？一定是研发药的厂家。他们做了大量的临床试验，对药的理解更深刻，包括对什么样的病人合适，副作用是什么，禁忌是什么，什么样的病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效果会怎么样等等。这些事情需要厂家能够清楚地、原原本本地传递给医疗机构，这是全世界共用的做法。医药代表起到的是传递科学、医学知识和传递药品信息的作用，如果没有医药代表，很难或者做不到这一点。就像卖飞机的厂家，如果不给买家配备技术员和提供培训，飞机是没法飞上天的。

       问题在于，过去一段时间很多地方变了味，主要体现在实际上一些医药代表不懂医也不懂药，甚至对自己的药是干什么的也不清楚。所以国家一定要对这块加强监管，让其回归到医药代表的本质。医药代表是向医生传递最新药品资讯，并肩负向医生收集临床使用反馈的任务。所以我们呼吁医药代表必须有，但医药代表的监管必须有，医药代表职业素质的要求也必须有，必须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和药品知识才能成为医药代表。

       E药经理人：医药代表备案制推下去的话，是不是对企业工作开展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在政策推广上，应该如何让政策更好地执行落地？您有哪些建议？

       吴晓滨：一定会有影响，对于一些本来就在做信息传递的正规企业，这应该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而对于有些企业里面不大懂医药的员工，这个课要赶快补上。

       首先，国家要下决心对医药代表的准入门槛进行设定。一是对学历要有一定要求，除此之外，国家要有一个考试制度也非常重要，不管是学什么必须要经过一定的考试，使其具备一线信息传递的功能。比如说，认证考试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最基本的必须掌握医学、药学知识；二是必须要理解药本身的知识和信息；三是法规层面上必须合规，必须了解对道德水准上的要求。

       医药行业是监管最严格的一个行业，信息传递者对医药一定要非常了解，包括国家的法规等。举个例子，一个厂家的产品可能做了很多类临床试验，有些临床试验效果好一些，有些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作为信息推广员，不能只挑有利信息去传递，这实际上是不道德，一定要给医生非常全面的信息，是对一线医药代表的要求。

       3、医药行业转型变革的未来走向？

       E药经理人：我们看到整个中国医药产业正在经历比较关键的变革或者转型。未来要达到预想的好结果还需要很长时间，这中间可能会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您认为这里面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是什么？

       吴晓滨：不确定因素有两个，第一是国家政策会不会持续，这是最大的一个因素。任何一个改革的阻力都会非常大，很多事情有惯性，要打破这种惯性走向高质量、高标准、高要求、高监管，实际上还需要包括政府、企业界、工业界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政策的持续性非常重要。

       第二点是，国家整个工业的能力到底能在多长时间内快速跟上。

       其中，能力包括两方面：一是新药开发的能力，到目前来讲“first in class”的药还没有，“Me too”的药有一些，“me better”的药也还很少。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国外科研机构、大药企的人才回国，加上资本对新药开发的助推，以及很多本土企业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新药研发尤其是创新能力建设仍然需要时间。

       二是国家目前正在开展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这是关系到民生的问题。新药可能是解决了一些医疗需求，但一定不能忘记国家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2014年中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为420美元，远低于美国的9400美元，，所以不能走和美国一样的道路。国家很多的普药、质量好的品牌仿制药，能够解决国家医疗卫生可能95%的问题，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