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联体”并非新事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单单北京、上海、浙江等十一个省市就建立了近千种类型，多种形式的医疗协作联合体。新医改之后，“医联体”又再次进入大家的视线，而且“又”成为医改新模式之一，被赋予了新时期的重任。

　　其实，“医联体”源自计划经济时期的“地段医疗”，即每一个大城市的省部级医院负责接收来自某一地的患者，也即三级医疗体系的一个双向转诊。那时候，公立医院不存在自负经营，也不存在任意扩张，“地段医疗”完全是政府的一种计划。

　　然而今天，大部分“医联体”是由一所三级医院“自发”联合若干所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美其名是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的资源整合，“引导患者分层次就医，让患者在医联体联盟内可以享受到基层医疗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的双向转诊等优质诊疗服务”。

　　那么，为何大医院会如此“自发”呢？

　　公立医院为什么主动去搞医联体？——是为了提高公益性，还是提高医院的赢利能力？是为政府排忧解难，还是医院的一种市场行为？是为民众看病提供方便，还是抢先占领市场？如果社会资本搞医联体，又是为了什么？

　　实际上，如今的“医联体”就是一种市场扩张。不少大医院的院长认为：“我们不占领就被别人占领。”不难看出，“抢占高地”乃公立医院指导思想与发展原则。

　　但是，我们这种市场扩张的“医联体”又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下美国的梅奥医疗中心（MAYO Clinic）和退伍军人医疗体系（VHA）。MAYO是基于一种规模经营下的成本效益最大化，VHA是政府财政保证的为退伍军人提供质量一致的医疗系统，两者都是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但他们系统内的文化、质量与意志都是一致的，系统内不存在所谓的双向转诊。所以，我们的“医联体”究竟是啥？

　　且不说各地的政府财政如何解决区域医疗投入水平的差异，也且不说社会医疗保障给投保人的报销有多少，就医院而言，每个医院的文化就有很大的差异。既然有差异，甚至有些还差异不小，为何还要联合？

　　归根结底，这是当前我们限制公立医院规模扩张的一种逆动。虽然我们赞美这种联合是各方受益，而事实上，每一个“医联体”最大的收益者是主体医院，很多被联合的基层医疗机构的基底被抽空了！被垄断了！

　　在市场环境和政府投入不足下，公立医院只能在市场上竞争，寻求差异性发展固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在一种残酷的市场竞争的刺激下，每一个医院不论大小总都以生存为第一需求，要在夹缝中发展要不“卧薪尝胆”，要不“智取华山”。从市场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一家医院会“心甘情愿”培养竞争对手；而对于对手来说，也没有谁愿意永远“寄人篱下”或替他人作嫁衣裳！

　　医联体其实是在跑马圈地，哪家公立医院组建的医联体越大，患者的资源就越多。虽然病人认的是医生，不是医联体，但是医联体的转诊却给他们就医带来了“方便”。所以，此举越可以将基层的患者“虹吸”至大医院，致使大医院接收了更多的小病小痛。大医院的医护人员忙着为大小患者服务，工作量增加，在疲惫的同时，患者的医疗质量与安全还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吗？

　　此外，“专家”接收的小病小痛多了，势必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用于研究疑难重症，因而医联体并不能促使大医院医生的医术几何级数地增长，反而制约了研究疑难重症的发展。这与我们对大型公立医院的定位要求不符。与此同时，基层医疗机构冷冷清清，没有足够的患者怎么会有医生医术的积累，怎么还会有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提高？显然，这对基层医疗机构是致命伤！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人大会上再次提出“健全分级诊疗体系，加强全科医生培养，推进医师多点执业，让群众能够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我总觉得，医联体不是解决群众看病难和贵的灵丹妙药，相反发现很多与医改进程很矛盾的地方。当前大医院搞“医联体”，无非是将医疗技术与人员“输出”，获得更多的“效益”剩余价值，它是寄托在垄断的“单位人”制度下的一种外派。

　　假如我们真心把医生多点执业落到实处，医生一旦成为“社会人”，而不是医院的“单位人”，医院还有这种调遣能力吗？医院要做的是提升吸引医生的机制与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