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罕见病药物市场，但是孤儿药药企的产品要想进入中国壁垒也比较高。有学者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美国上市了64种“孤儿药”，中国仅有16种;其中，中国市面上的“孤儿药”有10种完全依赖进口，1种以进口为主。

       罕为人知、罕有人用却又关乎人命的“孤儿药”，再次进入了公共政策视野内。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部署今后5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确定了“十三五”期间深化医改重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扶持低价药、“孤儿药”、儿童用药等生产。

       这是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

       中国罕见病发展中心主任黄如方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这对罕见病群体来说是极大利好，希望相关细则可以尽快出台，让扶持孤儿药生产能落到实处。

       “孤儿药”，也就是罕见病用药。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罕见病定义为患病人数占总人口0.65‰～1‰的疾病;在美国，罕见病是指受影响病人在20万人(限于美国)之下的疾病。因为研发成本高、市场小，所以企业研发态度不积极，“缺医少药”是罕见病群体面临的最大问题。

       作为罕见病的一种，2014年的“冰桶挑战”活动让“渐冻症”人群获得了空前的关注，但更多的罕见病患者群体在默默承受痛苦，并不为人所知。

       从公益到商业的探索

       黄如方在罕见病群体中有极强号召力。他自己就是一位罕见病患者，身高1米的他患有假性软骨发育不全症，三四岁时，父母发现他的身体和其他同龄孩子不一样，就抱着他到处求医问药。

       从2008年开始，黄如方一直从事罕见病公益传播，建立了非营利组织中国罕见病发展中心，孵化不同的罕见病患者组织，推动罕见病的传播、救助和立法。

       全世界确认的罕见病近7000种，其中80%为基因缺陷导致的遗传性疾病，约50%罕见病在出生时或儿童期发病，约占人类疾病种类的10%。

       上海市医学会罕见病专科分会主任委员李定国表示，当前已知的罕见病中，有90%属于严重疾病，但仅不到5%有治疗方案。

       今年5月，黄如方开始了新的商业探索，他在深圳开了一家叫根底健康的公司，担任CEO。

       尽管有人开始质疑他既做商业又做公益，但黄如方反驳说：“我最了解罕见病群体需要什么，公益并不能完全解决实际问题，剩下的要靠商业。”市场缺少的是最了解罕见病人的机构，“我们是病人，我们等不了了。”

       做出这种决定的是让他心焦的现实，中国有1000多万罕见病患者，明确诊断的患者不到40%，每年新出生罕见病患者超过20万名，罕见病确诊困难重重，平均确诊时间超过5年，平均诊断成本超过5万元。虽然罕见病发展中心也会接到一些求助，但是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他希望通过商业路径来减少罕见病人的误诊、周折和花费。

       心怀忐忑奔波求医，是罕见病家庭的日常状态。

       今年春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家儿童医院，周先生和妻子带着女儿从温州乐清赶来，参加一群特殊孩子的关怀聚会。他的女儿8岁，从1岁那年被发现患有雷特综合征，“女儿八九个月开始会叫爸爸妈妈，一切正常，可是到了1岁左右，她好像忽然变笨了，面目呆滞，再也不叫我们了。”周先生对媒体表示，女儿还时常自己搓手，走路也歪歪扭扭。周先生带着女儿在当地几家医院检查，都被诊断为癫痫。对此结果质疑的周先生带着女儿四处求医。在上海，周先生第一次听说“雷特综合征”这个词。“但上海的专家告诉我，具体确诊还得到北京。”在辗转多地后，通过抽血基因检查，女儿被确诊为雷特综合征。

       根底健康的首席运营官 (COO)谭雪松曾在华为工作16年，因女儿被诊断为雷特综合征，2014年谭雪松从华为离职，创办了深圳安安雷特罕见病研究所，后加入根底健康。

       帮助病人找到合适的医生，只是第一步。黄如方说，根底健康已经和全国200多位顶尖的罕见病专家建立联系，为病人提供的诊疗转介服务并不收费，费用来自第三方。同时，诊断只是根底健康想帮病人实现的第一步，但不是终点，未来真正要做的是病人大数据沉淀积累之后，和药商合作进行药物研发和疾病研究。

       孤儿药研发国内冷国外

       孤儿药研发才是切中罕见病要害的撒手锏，也是国内很多药商和机构不愿意做的事。

       “说白了罕见病药物研发在中国不挣钱，”黄如方说，罕见病种类多，但是单个病种人数少，药物一般都比较贵，多数没有纳入医保，底层社会福利没有铺好，大多数病人缺乏购买力，而研发新药耗费的时间和金钱非同一般，所以很多企业不愿意投入，一些风险投资机构也不愿意在罕见病研发上投钱。

       纵观国内精准医疗的赛道，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的故事已经几乎被讲完，接下来有几十家公司涌入到肿瘤这一细分领域——在投资方和企业看来，肿瘤是刚需。

       就连中国最大的基因测序公司深圳市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大基因”)也暂时没有把罕见病治疗放到高优先级。

       华大基因CEO尹烨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靠罕见病盈利太难，这是一个太小的赛道了。已知的罕见病治疗大多还是概念或处在临床试验阶段，孤儿药也就很少的几十种，想把罕见病检测变现也是一个很难的过程。罕见病在中国一定得走公益为主的道路，任何国家罕见病都是政府+民间的慈善救助。

       相比之下，国外的孤儿药产业却呈现出非常火热的一面。

       过去十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经批准230个孤儿药。2015年批准的尤其多，47%的新药批准用于治疗罕见病。

       IMS(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数据显示，全球孤儿药市场年增长率平均达到12%，一般药物难以达到这个增速。2020年，全球孤儿药市场将达1780亿美元，将占据世界处方药市场的20.2%。

       黄如方表示，欧美市场早就证明，孤儿药物研发是可以挣钱的，孤儿药产业很热。一些研究孤儿药的小公司在研发成功后就会被大公司高价并购或收购。

       研发激励机制的建立很重要。目前，美国、欧盟、澳大利亚、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等，都出台了针对“孤儿药”和罕见病的政策支持。

       美国在1983年率先出台《孤儿药品法案》，对临床研究的基金资助、药物注册审批程序、专利保护期限延长、临床研究费用减免税等方面从立法上予以保证。

       FDA专门成立了“孤儿药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Orphan Products Development，OOPD)，一种新药想要审批上的政策支持，首先要向OOPD递交申请，认定其是针对罕见病的“孤儿药”后才能进入“绿色通道”，获得优先评审或加速评审，并免收审批费用。

       欧盟、美国、日本等国政府还提供了大量的直接研究资金支持。如在美国，截至2009年，OOPD共拨款2.46亿美元资助超过了480个研究项目, 直接推动至少43个罕见病药品的上市。

       在中国，罕见病药物研发缺乏动力的背后是激励和保护机制的缺乏。虽然在2012年发布的《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鼓励罕见病药物的研发;2014年发布《关于深化药品审评审批改革进一步鼓励药物创新的意见》再次提出对重大疾病、罕见病、老年人和儿童疾病具有更好治疗作用的药物给予加快审评。

       “可问题是没有实施细则，”黄如方表示，什么样的药能加快审批、流程是什么、能加快多少，都缺乏细则。这导致药企报批时仍然没有依据。

       罕见病药物何时入医保

       “不过，罕见病相关政策难以推动的原因也可以理解。”黄如方说，国家面临很多医疗和民生问题，罕见病不一定是优先项;同时，长期以来，罕见病因为病种多，病人分散，在争取权益中的声音弱小。

       既然国内研发动力不足，是否可以从国外引进孤儿药?事实上，因为人口基数大，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罕见病药物市场，但是孤儿药药企的产品要想进入中国壁垒也比较高。有学者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美国上市了64种“孤儿药”，中国仅有16种;其中，中国市面上的“孤儿药”有10种完全依赖进口，1种以进口为主。

       治疗渐冻症的进口药物

       临床试验是孤儿药进入中国的第一个难关，按照规定，临床试验要有不少于200例病例。而一种罕见病，可能全国就只能找到100多人。同时，要完成引进的全套申请、审批程序，往往需要5～6年。

       黄如方认为，孤儿药的问题要解决，一定要有一整套解决方案，包括经费支持、专利保护、税收减免等方面的政策。

       以浙江省为例，经过多方谈判，2016年1月1日起，戈谢病、苯丙酮尿症、渐冻症治疗领域里的三种特殊药品，被列入浙江省大病保险用药报销范围。其中，戈谢病治疗费用相当昂贵，针对性的药品“思而赞”每支售价大约26500元，患者家庭月花费超过10万元。该政策大大缓解了患者家庭的经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