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们开着自己不太熟悉的药，诊治着自己不甚了解的病情，评判着自己一无所知的人体。——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

       在《颠覆医疗》的开篇，“医生思想家”埃里克?托普（Eric Topol）特意引用的这句话，为伏尔泰于250年前所说。

       到21世纪，互联网的出现开始撼动医疗实体机构的绝对权威，基于各类信息工具，患者与医生的远程诊疗有了可能性。

       但曾席卷一切传统行业，打破原有规则的互联网机制，在医疗领域的攻坚战，却不那么顺利。

       《颠覆医疗》随后的扉页中，埃里克·托普用“最慢”和“最艰难”来形容这场战役，他认为互联网运动的基础是信息的标准化传递，但医疗却有着体制、固有观念、医学知识的复杂性等多重属性。

       “冬天里卖冰棍”，有人如此调侃互联网医疗的窘境。

       而在中国，不久前颁布的“互联网+医疗健康”三大文件，无疑给困顿挣扎的市场撕开了一道裂口。

       医联创始人兼CEO王仕锐此前就公开评价，这是“互联网医疗行业颁布的迄今最细致的政策”。

       当然，肃清之后，必定有人欢喜有人愁。

       1.暗涌沉浮

       2014年，历经曲折萌芽的互联网医疗，终于迎来了野蛮生长期。

       资本涌向风口。“4年超2000亿融资总额”，这是公开资料里的一组数据，形容的是资本簇拥下互联网医疗领域的繁荣盛景。

       另根据动脉网发布的《互联网医疗生存报告》，从早期的2011年至2016年9月，全国共诞生了互联网医疗企业1134家，仅其中533家就总计获得了33.21亿美金的投资。也就是说，平均每家企业融资额可达623万美金。

       在市场规模方面，好大夫创始人王航曾在媒体采访中总结，“过去的7年，互联网医疗的市场规模增长了近30倍，同时资源提供方、平台运营方、药品供应商、技术提供方等从业者同步迅速扩张。”

       然而，激流涌进的另一面，暗涌沉浮。

       资本寒冬很快到来。因商业模式难以触达行业痛点、医患关系依旧紧张、同质化竞争、变现途径不清晰等痛点，进入2017年，互联网医疗企业生存维艰。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到2017年末，互联网医院行业的幸存者已不足50家，而这一整年注销的相关公司则高达1000余家。

       贝壳社记者拿这两组数据计算得出，幸存比例仅为4.76%。

       除了资本的退却观望，更致命的其实当属互联网医疗企业自身在“灰色地带”的尺度拿捏。

       此前就有媒体多次曝光，某些互联网问诊平台仅仅依据简单文字和图片描述而进行问诊的现状，而不问病情随意配药、助理代笔医生回答患者询问等违规操作更是业内常态。

       缺乏正式的管理规范，“擦边球”把戏层出不穷，一度毁誉参半的互联网医疗行业急需一个定论。

       2.至暗时刻

       然而复盘近几年的互联网医疗政策，几度摇摆，进展似乎并不顺利。

       去年5月流出的《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更无疑是平地一声惊雷，整个行业一度陷入“互联网医院将被叫停”的恐慌言论中，近乎崩盘。

       该征求意见稿表明，在此法规颁布后的15日内，所有互联网医疗机构必须被注销；允许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仅限于医疗机构之间的远程医疗服务和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慢性病签约服务。

       也就是说，未依附于实体机构的互联网问诊平台将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投资人此前超2000亿的投资将沦为沉没成本，创业者也将血本无归。

       “至暗时刻”，王仕锐回忆起那段时期，曾如此形容。

       按照此前丁香园公关总监陈磊的分析，目前市面上存在的互联网医疗平台主要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依托医院及其所辖医生和医疗资源的自持模式，另一种则负责建立平台，患者在平台挂出求诊订单，注册医生可以像网约车一样抢单，然后问诊。

       不难想象，不明朗的监管自然伴随着政策红线的越界试探。

       互联网医疗最初以“问诊”模式切入市场，但为绕开监管约束，许多平台则玩起了文字游戏，代之名曰“健康咨询”，实际却操作着远程诊疗、开处方药的把戏，远并非简单咨询。

       这就不难理解，征求意见稿的流出之所以能够引起恐慌，其实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刀切”也并不是不可能。

       毕竟生命当前，容不得玩笑。

       而最后的事实同样证明，那些法律的僭越者，终将倒戈。

       3.新政之光

       2018年9月12日，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了《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3个文件的通知，细化互联网医疗发展方向，规范互联网诊疗行为。

       新规指出，在掌握患者病历资料的基础上，医师可为部分常见病、慢性病患者开具处方，但医师需电子签名，经医师审核后，相关机构方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配送。

       此外，新规特别强调，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从而一定程度上解决的安全问责的纠纷问题。

       刀尖上行走的“擦边球们”再无机会。

       “新规将使得整个行业更加规范有序，加速洗牌，让野蛮生长回归理性”，在此前的媒体采访中，王仕锐肯定地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也撰文称，新规重新打开了开处方药网上销售的政策窗口，有望解决医疗机构“以药养医”的痼疾。

       更值得关注的是，新规出台的随后，医联便宣布与北京京都儿童医院携手打造中国第一家儿科互联网医院，这也成为新规后首个亮相的互联网医院项目。

       当然，也有不少人士纷纷发声表示，新规依旧存在着许多有待完善之处。卓键科技创始人尉建锋就曾分析，新规中医师所应当掌握患者“病历资料”的形式还需一个更明确的界定，例如是否需要当地医生处理过的意见或门诊病历才能作为依据；药店通过医生远程开处方药的场景，如果患者原来开过同类药是否也可以；另外，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种类，同样需要进一步细化。

       一面肯定，一面持疑。

       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互联网医疗行业扔在摸索中不断前行。在这过程中，市场应当给予其适当的时间去实践、试错、验证并改进。

       未来，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