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对外透露，已经有包括进口抗癌药物等五种药物参与了卫计委的谈判机制，价格基本能降到50%以上。这五种药物都是具有显著治疗效果，但价格却又极其昂贵的特效药。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处获悉，上述五种药物分别是吉列德公司用于治疗乙肝的替诺福韦酯、新基医药公司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来那度胺以及用于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埃克替尼。

　　这五种药物价格可谓“奇贵”。以吉列德公司所生产的替诺福韦酯(300mg/片)为例，单瓶(30片)进口价格在2100元～2500元，业内人士预计，如果一旦国产，价格可以下降至1/20。“这种药物一旦国产，在国内至少是一个10亿级别的市场。这还是以国产药物的价格计算的。”奥锐特公司董事长彭志恩告诉记者。由于吉列德公司的专利保护，国产仿制药在2017年前都不能在国内市场售卖。

　　目前，中国市场尚没有能从正规渠道买到能替代替诺福韦酯的药物，患者多是从南非、印度等地依靠代购获取仿制药，但效果因仿制药工艺流程不同而千差万别。

　　不仅是特效药，自新医改以来，药品的降价就一直处于核心环节，这一举措对外资药企冲击较大。

　　在去年湖南、浙江的药品招标采购中，就出现大批外资药企因为招标价格过低而放弃招标的事件。那么，对于此轮降幅高达50%的“特效药”谈判，外资药企会选择接受这一提议，用较低的价格换取更大的市场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采访了数位外资药企高层人士后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成熟的处方药市场我们一定不会放弃，因为总量还是很大，但是因为招标政策和整个医改的趋势，这个成熟市场会越来越难做。所以现在很多外资药企的对策就是寄希望于重磅新药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资药企高层对记者表示，在他们看来，新药审评政策的放开会显著利于新药在国内的推出。而在价格上，他们则寄希望于医保、商保的结合以及个人的共同努力。“因为国家医保的总量限制，所以对政府来讲就需要做一个选择，需要对创新药物的价值做衡量评估，选出对中国患者来说最迫切需要的药物。”

　　“如果药品价格在招标上有一定的调整，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作为外资药企，我们必须看清中国市场如果只在仿制药品领域进行竞争，根本不可能成功。”百时美施贵宝中国区总裁林泰慷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在十年前我们就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希望产品能够慢慢地走出比较常见的一些基础治疗领域，或者是差异化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治疗领域。我们希望把资源进行重新分配，更多地投入在生物制药领域。”

　　事实上，对于外资药企而言，成熟市场即便降价也不会放弃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注意力”的转移。如今外资药企对于传统药物的定价、销售策略都正在发生转变，在企业管理上最直接的影响是，从前的销售驱动模式正慢慢转化为创新驱动。目前，包括百时美施贵宝、赛诺菲等在内的众多外资药企无一例外地加大了在华的研发投入，意在将未来发展的重担更多寄托在创新药物上。

　　正如林泰慷所说，如今仅仅依靠成熟产品的推动是不具有持续性的。

　　外资药企更愿意聚焦创新药物，成熟产品价格下降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来自政策的推动：根据最新颁发的新药优先审评政策，申请人在欧盟、美国同步申请并获准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或在中国境内用同一生产线生产并在欧盟、美国同步申请上市且已通过其药品审批机构现场检查的药品注册申请可以优先审评。

　　尽管医改压价乌云重重，但该政策的提出重新燃起了外资药企对于中国市场的“占有欲”。这意味着在中国同步上市全球新药成为了可能，而重磅药物进入国内在现阶段往往需要等待6年～8年甚至更长的审评期，这对企业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时间成本。毕竟，相比较成熟药物，新药、重磅药物的市场和盈利空间都更加诱人。

　　“如果我们的在华利润水平想要有进一步增长，很鲜明的战略是我们对于创新药物的投入必须要大于对成熟药物品种的投入，因为我们更看重中国新药上市改革给我们带来的机遇。”林泰慷表示。“现在的重磅新药并不需要像过去一样长的产品放量期，因为资讯传播得比以前更快。在美国，我们的一款针对肺癌病人的免疫肿瘤药物在上市后，80%的病人是马上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