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定了一项植物筛选研究计划,以期发现抗疟药物。将中国传统中草药与化学技术相结合,屠呦呦最终提取纯化出青蒿素单品。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这一发现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也因此获2015年诺贝尔奖。五十多年过去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生物制药产业终于又开始起航了。

       起初,中国生物制药公司推出的候选药物大都属于“best-in-class”。今年,和记黄埔医药科技已向CFDA提交“中国造”VEGFR抑制剂——Fruquintinib(呋喹替尼)的上市申请。目前,一些分布在中国的跨国药企研发中心开始推出“first-in-class”候选药物,并进行全球临床试验,比如,在中国的研发中心,礼来的治疗糖尿病的候选药物,诺华的抗肿瘤候选药物以及罗氏的抗乙肝候选药物。各公司推出的一些候选药物如表1所示。

       表1 部分在中国研发的代表性候选药物

       虽然,当初跨国药企把研发业务布局在中国主要是为了节省研发经费,但现在它们更看重中国这一迅速崛起的医药市场。据估计,2016年中国药物市场规模达117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在外企们看来,将研发布局在中国,可以更好地分享这一市场的红利。

       尽管涌现出一批新型候选药物,然而,与美国对全球药物创新的贡献度高达50%相比,目前中国只有4%。但是,这一占比正在快速蹿升,这主要得益于政府、药企以及风险投资机构对新药研发的资金支持。据统计,中国政府和药企对研发的投入从2007年的20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85亿美元,增长了将近4.3倍。2012年,中国的医药类风险投资基金(Venture capital ,VC)只有不到1亿美金,但2016年超过了10亿美金,增长了将近10倍。如图1所示。虽然,2012年美国医药研发投入高达1190亿美元,但较2007年下降了9%。

       图1 a显示出2007-2012年间中国政府和民间资本对医药研发的投入;b显示出2012-2016,中国医药类VC资本的成长。

       医药监管制度的改革也在塑造着中国医药研发的“生态”。近年来,CFDA动作频频,比如,对虚假临床数据“痛下杀手”,进行大规模的一致性评价,对新药设立优先审评通道等等,更多的改革举措正在酝酿中。

       观察家们对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未来普遍持乐观态度。“从现在起,10年后,全球最大的药企中的一个应该会在中国,我对此深信不疑。”百济神州CEO John Oyler 如是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