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改多年，不管在发改委定价时期，还是通过药占比等政策干预，最后都陷入了“降价死”的怪圈中，说到底还是没有形成良性的生态机制。例如药价定得太低，药企没有生产积极性，药品短缺时有发生，甚至有些药品越降越“高”，而药占比等也未能精准地控制药品的合理使用，反致检查等治疗费用越来越高，医疗费用连年增加，财政无法兜底，患者也怨声载道。
单一的压低价格的做法已广受各方诟病。如何让老百姓用得起药，同时又能保证药企生产、研发创新的积极性，还能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是我国药改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我国药物经济学评估体系开始萌芽
2017年，国家在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首次引入药物经济学等综合卫生技术评估方法，对价格较高或对医保基金影响较大的专利独家药品进行谈判，并且成功并延用至去年被成功纳入医保目录的17种抗癌药品谈判。
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平均降幅达56.7%，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36%。患者在这部分的用药费用明显降低，卫生技术评估（HTA）发挥的作用显现。
去年底，国家卫健委正式成立了“国家药物和卫生技术综合评估中心”。今年4月，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的《2019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也明确提及，此次医保目录调整将使用药物经济学的方法进行评估。
HTA到底有何魅力？在2019中国国际药物信息大会暨第十一届DIA中国年会上，国家卫健委卫生研究发展中心卫生技术评估研究室主任赵琨告诉我们，HTA是国际通用的卫生决策工具，一些发达国家已有运用。主要用在药物评估选择，具体包括新药审批、药品定价、药品目录（如医保目录、基药目录）等药品管理层面上，给临床用药提供一个决策依据。综合来说，它能够在基本不增加医疗成本的基础上，有效地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卫生服务效率。
HTA的评价维度里不只有药物经济学，它的维度里还包括有效性、可支付性、公平性、可及性等，而且还有更新的要素在被纳入其中。这方面的理解可以拿孤儿药举例，孤儿药药价普遍高，但是患者人数少，在是否纳入医保报销上也备受争议，这当中采用卫生技术评估，就能更客观、公正得到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估结果。
HTA技术在决策中重要性突出
在药物管理和评估中，以往都是由专家说了算，我国利用卫生技术评估，抉择开始在向循证转变。主要是用价值驱动定价，价值驱动定价包括以临床需求为基准、以疗效价值为依据、以大数据为支撑、以卫生技术评估结果为参考、以重大创新为标杆、以公开透明为原则、以信息对称为导向。
需要提及的是，2018年谈判的药品中有不少是新药，甚至进入全球市场不久的药品。行业人士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上成为了一个领先者而非一个追随者，开始有了中国特色。HTA技术在决策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
在推进创新可持续过程中，HIA评估体系优势明显。对于注重研发创新的本土药企来说，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个新的评价体系？恒瑞医药副总经理、首席医学官邹建军谈到，我国卫生技术评估是从准入开始，这当中如何提高研发效率，并且让老百姓用得上负担得起的好药是企业比较关心的问题。
目前来说，中国药企早期的研发投入已经不落后于欧美一些药企，但是药品的价格却远远与之不能相比。因此，她建议，医保的评价体系中应该将研发的比例也考虑进去，这样才能更好激发药企在创新药研发上的动力。
我国卫生技术评估机制尚不清晰
对于卫生技术评估，很多人可能觉得很陌生。但是，其实早在2016年，国家卫计委联合科技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卫生技术评估体系，制定卫生技术评估实施意见，发展循证医学，加强卫生与健康技术评估。
近两三年来，卫生技术评估在中国逐步有了一些成绩。如已在医保目录药品谈判，孤儿药准入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如何将其广泛覆盖，推动有中国特色的HTA体制和机制建设是当下的重点。HTA虽然可以应用医保部门等领域，但卫生部门、药品监管和医保部门是分开来负责的，HTA想在中国实现全覆盖，还需要多部门之间的配合与协调，以及培育相关的政策环境。
对于这一点，赵琨也表示，这是HTA步入中国当下面临的一大挑战。她指出，英国从1998年开始开展卫生技术评估，期间也是一直在不断地完善。近些年，中国也在加强与国际之间的交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药物经济学等综合卫生技术评价体系。当前，我国的HTA评估机制还未成形，由谁来主导，评估的具体内容等评审机制尚不清晰。
在证据支持上，临床药物有本土药企生产的，也有国外药企生产的，因此中国药物经济学指南共识也要与国际同步接轨等。她指出评估机制的建设，需要从多个方面上去改变传统固化的认知，逐步培育循证抉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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