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这些执掌着全球TOP20制药企业的BOSS们，对于“中国+研发”两个关键词的兴趣都颇为浓厚。听听赛诺菲、礼来、罗氏、百济神州等药企掌门人如何说？

       “从对全球医药研发的贡献程度来讲，中国医药研发已经正式从全球医药创新第三梯队跨进第二梯队的阵营。”

       在刚刚于北京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医药创新大会中，麦肯锡咨询全球董事合伙人王锦在报告中如此表示。这场以“医药创新助力健康中国”为主题的大会，除了汇聚了一系列政府机构、行业组织、学者专家之外，更是吸引了包括六位全球首席执行官、四位全球副总裁、六位中国区总经理在内的全球顶级制药大佬阵容。

       而很显然，这些执掌着全球TOP20制药企业的BOSS们，对于“中国+研发”两个关键词的兴趣都颇为浓厚。罗氏制药中国总经理周虹直言，如今罗氏制药总部对于中国的期望早已不再仅仅是在销售方面增长，而是希望能够在中国打造“第二个基因泰克”；赛诺菲的全球执行副总裁、普药与新兴市场全球负责人夏立维则显得更献词恳切：我们不能靠单枪匹马而获得成功。对于赛诺菲来说，在中国与本土的合作成为一件愈发重要的事情；而礼来制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戴文睿对于中国本土新药研发的期待，则是通过更多的合作从而实现“双赢”。

       但冷静下来，中国进入全球医药研发第二梯队的标志是什么？梯队的跃升又代表了什么？中国医药研发真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吗？事情好像也并非如此简单。

       1、跨越第二梯队的背后

       中国医药创新进入全球医药研发第二梯队”。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缘于麦肯锡长期以来对中国及全球医药研发的追踪观察。麦肯锡的观点认为，判断一个国家在医药研发领域的创新贡献，最值得参考的只有两个指标：一是上市研发前的产品数量占全球的比例，也即所谓的pipeline；二则是上市后的新药数量占全球的比例。

       而显然，近两年来中国医药研发力量在这两方面的进步显得令人瞩目。根据麦肯锡的统计，医药研发梯队的划分是根据对全球医药研发的贡献程度来进行的，例如第一梯队一直是美国，从未变化，其一个国家为全球医药研发做出的贡献就在50%左右。而第二梯队则是那些贡献率在5%-12%的国家，而第三梯队则是贡献了在1%-5%的国家。

       2016年麦肯锡的报告显示，2016年之前的中国无疑是处在第三梯队。当年，中国在pipeline方面的贡献为4.1%，新药上市方面的贡献则为2.5%；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18年，这一数字已经分别跃升到了7.8%和4.6%。

       而这意味着，尽管与美国相比还有显著差距，但中国的医药研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追赶上了日本与德国。以pipeline为例，2018年，日本的贡献占比为6.9%，英国为7.4%，德国为4.9%，瑞士为6.2%，均小于中国的7.8%。

       数字背后，一个显著的趋势，是近年来跨国药企纷纷不断加大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投入，包括与本土公司就具体品种而展开的战略合作，例如礼来与信达、礼来与和记黄埔的合作；也包括投入巨资的研发中心的不断落成，例如2018年赛诺菲在苏州设立的中国首个全球研究院，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自2019年启动的INNOVO项目。当然，受各种因素影响，一些在中国研发中心、研发管线、研发人员的裁撤，实则也会直接牵动每一家跨国公司总部的敏感神经。

       而另外一个表现，则是一系列配套措施的逐渐完备，例如CRO/CDMO行业的快速发展。兴业证券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在CRO/CDMO产业方面快速增长，已经足以表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新药研发环节不可忽视的药品研发力量。

       表：全球、中国药物研究开发生产(CRO+CMO)服务市场规模

       来源：Frost&Sullivan，2017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研发黄金时代？大佬们这样看

       “现在是我们研发团队的黄金时代。”在会议中，诺和诺德中国副总裁、研发部负责任人张克洲坦言。面对罗氏制药中国总经理周虹提出的问题，即在当下的环境里做研发是否会面临压力，张克洲笑称，有压力，但也有动力，并且动力应该能覆盖压力。

       张克洲表示，随着中国药监体系和创新环境的优化，MNC在中国研发策略布局都在有所调整，“主要是以更开放的形式与本土企业初创型公司、研发机构进行全面的合作，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试验等。MNC在中国的研发机构无论是人员还是规模都在扩大，并且深入融入MNC的全球研发策略和体系中。中国的研发能力不仅对中国也对全球管线将作出很大贡献。”

       而在这背后，一方面是中国药审不断深化改革，加速了新药临床和上市获批的效率和时间，从国家层面也在引导产业向创新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则是资本对于创新药的大量涌入，研发人才的聚集，也为中国近年来新药研发创造了更多优势条件。

       赛诺菲全球执行副总裁、普药与新兴市场全球负责人夏立维则认为，中国不再仅仅是参与到全球研发研发，也成为全球研发网络的一部分。

       礼来制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戴文睿在会议中表示，中国本土的新药研发与国际企业进行研发合作是一种双赢模式，礼来也希望通过这种全球同步开发的模式，尽量缩小中美时间差。他还表示，中国的创新同时也可以促进全球其他地区的新药上市和发展。

       在百济神州中国区总经理兼公司总裁吴晓滨看来，随着本土创新的崛起，创新药企之间的竞争，无论是全球与本土或是本土间的企业，也成为中国的新药创新能力快速发展的助推剂。并且创新的竞争不仅在于研发环节，已开始全方位铺开。

       当前可以看到的趋势是，陆续推出的本土创新药逐渐与跨国药企形成市场竞争，例如PD-1抗癌药，另外不管是在研发、生产、销售各环节，都有人才从跨国企业向本土流动的趋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自从香港市场开了生物制药板块之后，投行的人也开始向创新公司流动了。”

       对于中国创新的快速发展，基石药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江宁军也体会到，中国新药研发的决策效率较大型跨国企业更为快速。

       3、中国新药研发：真实需求在哪里？

       显然，中国的新药研发能力以及对于跨国药企在全球研发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已在全球范围越来越有话语权。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新药创新的发展也面临挑战。

       麦肯锡报告显示，与欧美主要医药市场不同，在中国，中风、食道癌、胃癌、肝癌等疾病为高发疾病，这些病种对中国患者的危害远高于欧美国家。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沈琳在会议中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三十年来，在中国每年新发40万人群的食管癌，目前在国内没有一个新药出现；胃癌靶向新药只有一个，肝癌药只有一个，鼻咽癌目前还没有。”

       虽然全球各大公司投入到中国进行新药的临床研究，本土企业也在加速新药研发，但沈琳认为：“目前这种研发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滞后的，或者是转移到中国的。中国抗癌协会临床专业委员会曾对国内的Ⅰ期临床试验进行总结，在180个Ⅰ期临床中，真正属创新的不足10%，这些研究大多还是集中在国外的高发疾病，而针对中国的高发疾病，比如食管癌、肺癌、肝癌、鼻咽癌等大概占6%。针对中国患者需求的非常少。”

       她表示，在针对中国患者新药需要的研发上，希望不单纯是药企间的合作，很多了解需求的临床医生以及科学家能够合作建立临床前和临床研究的合作平台。

       ”我们经常讲说为了满足中国大量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但到底什么才是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未满足到什么程度？”在会议中，江宁军如此发问。江宁军举例道：“例如中国和美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肿瘤国家，但中国容易高发的疾病，在国外并不是主流，唯一交叉的可能只有肺癌，所以在研究上确实存在一定差距。所以在此前就会出现药物长期进不来中国，或者进入之后可及性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王锦指出了中国医药创新的另一个问题：突破性和原始创新需要基础研究的长期投入，但中国基础研究的投入仍处于较低水平。

       从研发投入上来看中国增长迅速，在各个国家研发总支出占GDP的对比中，中国由2005年的1.3%很快增长到2.1%，并且与其他国家差距在缩小；但从基础研究在研发投入占比来看，中国在2005年占比为5.3%，但2016年反而下降为5.2%，虽然美国也有下降，但美国2016年占比达16.8%，日本为12.4%。

       王锦分析，要保持中国医药创新的持久活力，真正提高医药创新的含金量，突破性、原创性，要深入思考三个问题：一、立足患者需求。中国巨大的患者人群是创新动力，也是中国研发的独特优势。二、本土药企和跨国药企加强合作的同时也有竞争，双方应在生态系统的层面上继续携手合作，例如解决人才培养问题。三、激活创新源头，除了药企，参与研发的各方，包括大学、医院、科研机构等，能够继续加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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