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医是伪科学的批判越来越多，不少学者疾走呼吁“废医验药”，中医界对批判不遗余力反击，每日争论不休，被网络称为“反中医大战”。事实上中医、西医之争由来已久，从清末到民国，中医曾两度面临“被废除”的危险境遇。 　　西医在16世纪末被传教士带入到中国，起初倍受排斥，但随着“西学东渐”的发展，西医逐渐被中国民众尤其是社会进步人士所接受。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受维新变法思潮影响，科举考试废除，教育、医学、工商纷纷“学西”，西医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发展。 　　1910年，东三省鼠疫流行，并且向京津扩散，清政府派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担任总指挥，12月27日，伍连德到达三天后，秘密解剖了一个病人尸体，从标本里发现了鼠疫杆菌。他认为这次鼠疫与以往的腺鼠疫不同，传染方式是直接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和飞沫，而不是间接地从老鼠到跳蚤再到人，因此采用隔离疑似患者的措施控制疫情。他首次提出“肺鼠疫”概念，后来因“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的作用”，而被提名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东北鼠疫迅速得到控制，这震惊了世界，同时更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了西医在控制传染病上独到的优势。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北洋政府以日本的教育制度为范本进行改革。在医科方面，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具体课程设置了解剖学等51科，药学分为有机、无机化学等52科，其中都没有把中医、中药列进去。这一设置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被称为“漏列中医案”。广州、上海等19个省市中医团体迅速行动，在上海组成了“医药救亡请愿团”，1913年11月23日向教育部提交请愿书，要求教育部准许提倡中医中药事业，申请政府确定中医科目，颁布中医药学校的规程。 　　1914年1月8日，教育部迫于压力回复请愿团说：“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大势……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启示也。”1914年1月16日国务院也进行回复：“前次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医……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尽管教育部和国务院的回复基本肯定了请愿团的要求，但始终极力支持西医教育，而未把中医列为合法教育，中医界在又进行了多次抗争。 　　民间批判中医的声音比政府行动要早得多。第一个系统批判中医的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俞樾，早在1879年他就发表了《废医论》，俞樾认为中医与巫术与占卜联系密切，是愚昧无知的医学；中医最重要的理论是脉象，而脉象完全不值得相信；很多中药没有效果。简而言之“医可废，药不可尽废”。这被史学家认为是民间反对中医的开端。 　　章太炎是俞樾的得意门生，他的《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否定五行学说，主张完全废弃。他在日本讲学期间影响了一批留日学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思潮的领军人物余云岫，他对中医进行了针对性、专业性和系统性的批判。1917年，余云岫上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一文，写道：“要晓得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话都是谎话，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随后出版《灵素商兑》，系统批判《黄帝内经》及其理论基础，后来又发表《与恽铁樵书》、《六气论》、《与中医学会论脉书》等文，对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藏象、经络经脉、诊疗、中药等学说都展开了严厉的批评和质疑。 　　同时期的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严复、孙中山、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郭沫若、巴金等人都表达过对中医的不信任或歧视的态度。多位文化界“重量级”人士尖锐地批判中医，直接波及到了政府当局的中医政策。 　　1929年2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会议由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首届委员共有委员 18 人，其中大多数委员都是西医背景出身，有趣的是，整个会议没有一位中医参加。在此次会上有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还有3个涉及中医问题的议案《统一医士登录办法》、《制定中医登记年限》、《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 　　余云岫在提案中列举了废止中医的四点理由：一、中医所依据的阴阳五行六气等基础理论都是凭空想象的，没有事实根据。二、中医诊断方法依赖脉象学说，而这种学说完全是自欺欺人，穿凿附会。三、中医理论不科学，诊断方法落后，无法胜任调查死因、预防传染性疾病、强种优生等工作，“是其于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四、中医不符合人类文化进步的规律，以其不科学的理论误导人们，阻碍民众思想的科学化和进步。 　　会议将有关中医问题的四个提案统一纳入《规定旧医登记原则》，其主要内容有三条：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19年（1930年）底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报道了会议决议的内容，3月4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发布了中央卫生委员会专刊，登载其提案。毫无疑问，这又引起中医界的愤慨，上海中医界首先进行抗争，由名中医丁仲英、谢利恒等人出面，利用《医界春秋》等机构中的全国中医药团体的联系方式，向全国发出了号召和呼吁。中医药团体从学术角度和政治角度为中医辩护。天津中医药界则认为几千年来中药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一旦废除中医，必将给民生带来巨大的冲击，将极大影响社会稳定。中医药界人士的抗争受到了全国商会联合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南洋华侨代表等方面的声援。 　　中医界空前地团结，在13天后即3月17日就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议上定3月17日为中医药大团结纪念日，后改名为国医日；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织赴京请愿团。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内部主张废除中医的主要代表是汪精卫、褚民谊等人，而国民党元老派如谭延闿、林森、于右任、陈果夫等则是主张保护中医。至于非学医出身的卫生部长薛笃弼对是否废止中医本身并没有主见。中医界充分利用了国民党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积极奔走，争取获得国民党元老派的支持，林森、于右任、谭延闿、冯玉祥等都发表讲话支持中医界，批评卫生部。卫生部最后只好否认其有废除中医的政策，并辩称“中央卫生委员会决议案并无废除中医中药之说。”后来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中医方才“化险为夷”。 　　与民国政府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封锁，一直处于缺医少药状态。1927年毛泽东指出：“医院要聘请中医师，要成立中医科，组织人员采中草药。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应该‘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1931年，福建长汀县设立了中央红色医务学校，除了讲授一般医药卫生知识外，还设立了中医课程，编有《中医方剂讲义》等教材。1933年，在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设立了中医医院，该院有一百多名中医，号召医务人员研究中药代替西药。1934年，长征时期，总卫生部医政局开设中医科。在这种背景下，中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医政策：重视中医，团结中医，提倡中西医合作。改造中医，提高中医，实行“中医科学化”。 　　1949年以后，政府制定了“中医科学化”政策，其主要内容是组织中医进修和中医科研，让中医学习西医，学习科学知识，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医，改造中医，提高中医水平。 　　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实现中医科学化政策的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开设中医进修学校，第二个途径就是中医药科研工作。六个月后，中医中药研究所成立，共设立六个研究室，其中中医方面有医史、医理及针灸三个研究室。中药方面有生药、药理及化学三个研究室。 　　进行“中医科学化”，有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建国初期，全国共有西医38000人左右，中医30万人左右，仅仅依靠西医显然无法满足全国人民的卫生保健需求。从医疗成本出发，当时西药主要依靠进口，价格昂贵，难以大规模应用。而同时期西医的飞速进展也加强了中医的紧迫感，二战期间，也是西医的理论和技术取飞跃的时期，青霉素等抗生素的批量生产，人类对抗感染性疾病有了有力的武器，各种传染病迅速得到控制，外科的进展更让百姓见识到了西医的神奇，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医不是科学，急需改造。 　　“中医科学化”之后，全国各地中医院校设立，中医中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中医也开始学习解剖、组织胚胎、生理等西医基础课程，形成了中西医并存的独特局面。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的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中医政策的基本要点：“第一，继承遗产，发掘宝库，努力提高祖国医药学水平；第二，团结和依靠中医，发展和提高中医；第三，坚持中西医结合，组织西医学习和研究中医；第四，中医要逐步实现现代化；第五，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并为其发展提高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第六，保护和利用中药资源，发展中医事业。” 保护中医成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卫生国策。 　　然而，民间对中医的质疑始终未曾停止，2006年何祚庥、方舟子、张功耀等再次批判中医是伪科学，2007年方舟子出版《批评中医》，在前人批评中医的理论之上，又列举了相当多的数据来进行批判。这引发了又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中医批判活动，越来越多的学者、医生和社会各界人士批判中医，尤其医生从循证医学的角度猛烈抨击中医的不科学之处。同前两次的反中医大战一样，批判的声音有多激烈，反驳的声音就有多响亮。如今网络上已有“中医黑”和“中医粉”之分，以表明立场。 　　同前两次反中医大战不同的是，民间呼声不断，欧美等国也多次从中药的安全性方面进行批判，欧盟甚至全面限制中药进口。政府始终坚定地支持中医，出台各种政策促进中医发展，这一次的“反中医大战”，能给国民的健康观念和科学理念带来怎样的变化，能否影响政府对中医药政策的制定，尚需时间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