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治疗成本的提高在情理之中，但增长过快并不是正常的现象。在Theconversation网站本月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来自于西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SimonF.Haeder指出，美国药品支出远远高于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其政府对药品的监管方式以及制药公司之间竞争有限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

       丙型肝炎的治愈，越来越多的癌症能够被靶向药控制，这一进展离不开政府、企业的大量投资，治疗成本上升的同时生活也在不断改善；但是，正如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国情咨文中指出的，美国承担了与药物进展相关的大量负面影响。FDA等监管机构主要关注了药物安全，但涉及新药和现有药物时的成本效益关注度不足。与此同时，由于制药公司的竞争有限，美国在处方药支付价格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目前，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重组制药公司，健康保险公司和被称为药房福利管理的实体之间的药品折扣来降低成本，但Haeder评价，该计划没有解决美国处方药的根本问题。美国可以借鉴欧洲的方式调整药品监管方式，更好地将处方药的价值与其价格联系起来。

       其实，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药品消费并不高，德国、法国等人均药品支出均超过美国；随后，美国的药品支出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目前美国人均支出超过每年1000美元，而德国、法国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多一点。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并不过度依赖于处方药，在使用时也倾向于推荐更便宜的仿制药。那么，支出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呢？那就是药品价格。

       药品的价格困扰整个美国医疗系统。从1990开始，几十种所谓“重磅 炸 弹”进入市场，如立普妥、Advair等，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药品从1997年的6种增加到2006年的52种，比如*推出的昂贵的抗丙肝药物只是其中*的一种。

       由于缺乏基本的价格控制，美国消费者首当其冲地承担了新药昂贵的开发成本；同时，药品供应链中所有实体的营销支出和利润进一步增加了这些治疗成本。2018年3月美国国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过去五年内*为受欢迎的品牌药品价格相比于通货膨胀上涨近10倍，在20种老年人处方药中，近1/3的药品在2012年到2017年间价格上涨了*。

       相比而言，欧洲有政府控制下的价格审查，消费者受到高昂成本影响会小一些。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对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广告法规管理较松，而在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这是被禁止或严格限制的。那么，消费者获得的信息益处有限，另一方面无疑开拓了高价药物的消费市场。

       此外，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整体复杂性和药品供应链系统缺乏透明度，为有限的竞争和价格极大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制药供应链中的所有实体，包括制造商和批发分销商，都变得很善于发现监管漏洞，从而极大限度地提高利润。例如，创造性地延长药品专利的期限，或者将它们重新归类为罕见疾病的“孤儿药物”，以保持专利垄断，等等。所谓的药房福利管理，即管理处方药项目的中间人，也增加了药价的复杂性，常常受到利润极大化的驱动。

       美国经历了一系列的药品覆盖面扩展，包括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医疗保险“D部分”和“负担得起的医疗法案”的创建。对许多新覆盖的人来说他们可以接触到处方药的治疗。然而，这也为制药公司打开了新的消费者市场。

       药品昂贵的直接后果就是治疗成本上升和健康水平下降方面。近20%的美国成年人报告说，由于担心费用他们不吃药，尽管如此，美国每年的药品支出可能接近5000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计划将用直接针对消费者的折扣计划取代了制药商、保险公司和中间商之间的不透明折扣安排，即药房福利管理。受益于这一变化的将是需要昂贵的非仿制药的人，他们的生活会因为治疗成本下降而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成本将转移到不依赖昂贵药物的健康消费者身上，以及那些依赖非专利药的消费者身上。两者都将面临更高的保险费，处方药费用却没有任何减少，因为保险公司将不再能够使用药物折扣来降低保费。目前，在这种模式下，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做得非常成功，获得了40%的折扣。

       Haeder评价，医疗补助计划可利用市场购买力来获得药品折扣，医疗保险与制药公司协商折扣也是降低成本途径之一。但谈判药品折扣仍存在三大问题：

       首先，假设不能获得相应折扣，医疗保险或其他实体愿意放弃某些药物，这才能够进行真正的谈判。在国家非常重视药价的情况下，这种谈判将会互相“踢皮球”，很难实现。

       此外，它只适用于有替代品的药物。毕竟，当没有替代疗法时，大多数美国人将很难排除这种药物，即使是高价药物。

       第三，即使某些版本的折扣计划得到广泛实施，这样的计划也不会改变潜在的定价或市场动态。至关重要的是，依靠折扣并不能降低药企设定的标价。药企和供应链中的所有其他实体仍然可以自由定价，将产品推向市场，并利用漏洞将公司利润极大化。

       最终的后果是，制药公司和参与制药供应链的所有其他实体都不太可能愿意放弃利润，对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的折扣会导致更高成本的雇主赞助计划。

       Haeder指出，虽然在很多方面美国人不愿意向其他国家学习，但在制药方面欧洲是很好的标杆。英国和德国等国家已经采取了广泛的措施，将成本效益评估引入他们的医疗保健系统，如果新药没有提高治疗效果，将拒绝支付比现有方案更高的价格。

       自2010年代初改革其制度以来，德国允许药企在有限的时间内自由定价，将新药推向市场。然后，它将该时期的数据用于非政府和非营利研究机构，与现有的替代药物相比，评估新药提供的优势。优势的多少将成为药品制造商和健康保险计划之间价格谈判的基础。

       美国医疗体系的法律限制和分割的体系严重限制了充分借鉴这种模式的能力，由于缺乏德国经济的社团主义体系，美国应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重点着眼于评估并公布所有药物的成本效益数据分析。为了尽量减少政治化因素，这些分析*好由一个或多个独立的研究机构来做。由此，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哪些药物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如何有益于消费者、提供者和支付者三方，把支付的处方价格与我们从中获得的价值联系起来。

点击下图，预登记观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