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取消公立医院事业编制，试点医院全员聘任制宣布启动。

       四年后，深圳卫生健康委医改办处长李创对健康界表达了下一步计划：深圳市将于2019年出台公立医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全面推广六家新建医院的改革经验。

       公立医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提速，这是否意味着深圳市公立医院再无编制？透过一城纵观全国，当医务人员再无编制内外之分，哪些问题将随之而至？被视为触及部分人员根本利益的改革，能否突破当下的瓶颈？

       当医生再无编制内外之分

       编制一直被视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由此产生的“同工不同酬”等一系列状态延续至今。有专家多年来呼吁取消公立医院编制，认为人才合理流动才是破除“看病难”的关键。

       事业编制的另一暗喻是“铁饭碗”，拥有事业编制，则标志着拥有几乎可以享受终生的福利，包括在住房补贴、奖金等方面“高人一等”。若没有编制制度，所有医生与公立医院之间均为“契约关系”，科学的岗位管理与绩效考核机制建立之后，真正的“同工同酬”才有可能实现。

       拥有“铁饭碗”，事业编制的医务人员便有了“护身符”，即便是院长也没有人事任命最终决定权；事业编制数量直接与财政拨款等挂钩，部分医院未获得财政拨款，进行盲目扩张，以争取更多的编制名额……专家认为，只有废除编制制度，上述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健康界采访中发现，一些取消或弱化编制的医院和地区在人才招聘上遇到难题。不过多数人相信，这样的困难只是暂时的， 如果全国“一盘棋”，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假想，如果公立医院全员聘任制这一天真的到来，一切便会如想象般顺畅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对此表示担忧。

       江宇认为，取消事业编制之后，医务人员与公立医院的长期契约关系便会消失，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耗时较长的建设工程将受影响，“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并非越高越好。”

       亦有业内人士相信，当医生能够自由执业，医生便会失去医疗机构的保护，其发展更大程度上依赖市场。大牌医生具备议价能力，社会办医疗机构将“不惜财力”吸引专家，由此带来的人力成本最终还是需要患者买单。而年轻医生普遍没有议价能力，将成为医疗人才市场中的弱势群体。

       一旦编制制度完全取消，基层医疗机构便失去了对医务人员的最大吸引力。江宇有个担忧：基层人才流失问题将愈发严重，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能力差距也会越来越大，“将患者留在基层”的分级诊疗目标无疑会受影响。

       与其取消 不如完善

       “与其取消公立医院编制，不如完善编制制度。” 江宇不赞同一刀切地取消公立医院编制，这样做既违反公立医院保持公益性的方向，同时触及大多数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利益。

       “编制制度有问题，不一定要取消，可以在保留编制的前提下解决。”江宇称，愿意进入体制内享受编制带来的福利，就要放弃市场带来的好处，这完全是个人选择问题。

       目前，公立医院编制数量与财政拨款等挂钩，江宇建议改变财政拨款方式，实行预算制度。“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的问题，随着三医联动纵深推进，将更加完善。”

       医务人员在体制内流动性不足，安徽省“编制周转池”做法或许值得参考。根据事业单位人才队伍和服务能力的建设需要，安徽省在事业编制总量内调剂一定规模事业编制，建立事业编制周转池，供事业单位周转使用。

       毫无疑问，与编制制度改革相配套的政策体系尚未建立，“一刀切式”废除编制难以成行。江宇预测，由于基层人才资源不足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缓解，所以基层公立医院编制暂时还不会被取消，而三级医院则会迎来编制大改革。

       编制OR薪酬 医生如何选择？

       编制被视为阻碍医生自由执业的一大优势，除“铁饭碗”的优势之外，与公立医院人才培养机制、科研教学系统、学科建设水平等相比，社会办医疗机构多用高薪“挖公立医院墙角”。

       当编制与高薪同时摆在医生面前，每个人的选择亦不尽相同。

       天津泰达医院是我国最早探索全院取消事业编制改革的公立医院之一，当时，医院全员取消事业编制。摆在医生面前的有两条路：愿意进入天津开发区辖区内社区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员，可以继续享受事业编制及待遇；选择留在泰达医院的人员则纳入医院全新的管理体系，并转为聘任制，收入分配均执行新办法。

       2007年之前，天津泰达医院有170多个事业编制，最终，全院有85人选择去社区工作，4名专业技术骨干放弃事业编制留下来。

       由此可见，对于很多身处体制内的医务人员而言，编制仍然是“心头好”，但民营医院对大牌专家的吸引力也在增加。一位从公立医院“出走”到民营医院的医生接受健康界专访，谈及离开体制的原因，这位医生表示，这似乎得益于他的“先见之明”。事实上，他早已看清社会办医疗机构发展的趋势，而医生在公立医院能够发挥的空间将受到更多限制。

       离开体制，来到社会办医疗机构，多数医生能够在薪酬等福利待遇方面获得提升。上述医生与其团队共同来到社会办医疗机构之后，凭借其在专科领域已经创造的口碑效应，吸引了很多患者到该医疗机构就诊，“不存在缺少病患的问题。”

       与公立医院工作状态相比，这位医生最直观的感受是，现在的工作状态更加自由。例如，社会办医疗机构支持医生创新医疗技术、从国外引入先进的医疗技术。在科研项目基金申请上，同样能够得到支持。借助其在相关学会协会担任的职务，这位医生帮助团队成员在职称晋升方面开展相关工作。

       甘蔗没有两头甜。目前，公立医院仍然占据难以撼动的地位，在人才培养、学术氛围、医疗质量管理等方面，社会办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尚有较大距离，这也成为编制之外，公立医院吸引人才的优势所在。

       关于“离开体制的医生过得还好吗？”等话题，业界不乏争论。

       一位体制内的年轻医生向健康界坦言：“大咖医生如果在体制内还能够获得学术地位、社会影响力等资源，多会选择留在体制内；如果想‘挣钱’，也不会很纠结，离开后照样可以被高薪聘至社会办医疗机构。但对于我们这种年轻医生而言，编制不仅是一份‘固定工作’，还是对职业成长的承诺。”

       这位年轻医生的感受其实也是“医生与体制”这一话题的真实独白。尽管编制被认为能够为医生带来很多“福利”，但在国家力推多点执业背景下，同样也是一种束缚。离开体制，医生可能会获得更高的薪酬，但同时意味着失去公立医院在当前医疗市场中占有的学术、职称等方面的优势。

       编制这一话题不仅受体制内外医生关注，同样也是医学生的常议话题。

       近日，健康界随机采访了几位医学院校的医学生，有的医学生认为毕业之后最好的“去处”就是能够考取公立医院编制内医生，“也符合父母的期待”；但也有医学生表示，“现在编制越来越少，与其到公立医院承受很大的工作压力，不如到民营医院、药企等需要医学生的机构去”。

       2018年底，国家卫健委确定在148家医院开展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其中一条规定是试点医院全面推行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实行合同管理，进而实现同工同酬。包括福建省、甘肃省等在内的省份也已开始行动，在公立医院推行“编制改革”。

       中国的医护人员正被这场改革的浪潮裹挟向前，只有扬帆前行，以新应新，以变应变，才能成为时代弄潮儿，借浪起势，创造出更多属于自己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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