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的通知》；同日，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邀请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相关领导对《方案》进行解读。一时间，朋友圈内争相转发评论，但和几个月前试点方案刚公布时相比，明显少了很多怀疑、不安，次日的医药股市也没有出现此前集体“大跳水”的情景。

       至此，这场曾在业内引起轩然大波的国家层面的药品带量采购，似乎已经走过了最动荡的阶段，逐渐进入平稳推进期。而这次试点所涉及的31个品种平均52％的降幅，也似乎被业内所接受消化。

       无疑，这是医药改革领域的一场革命。它颠覆了我国过去十几年的药品招标采购制度，也让部分品种的药品价格体系经历了一次“大洗牌”。药品流通领域多年积攒下的沉珂所导致的价格虚高，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革命。

       那么，药品之后，医药的另一部分——耗材还会有多远？

       “医药”改革——除了药品，还有耗材

       从2009以来，新医改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这十年来，国家围绕“三医联动”，不断推进医药卫生领域的各种“打破与重构”，其间虽然历经坎坷，但确实成效斐然。

       但随之而来的，是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也越来越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也愈发明显。尤其从2017年开始，业内公认新医改进入改革深水区。在这种情况下，“医药”作为“三医联动”中结构相对简单、监管相对成熟的一环，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医改的突破点。

       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家开始全面探索破除“以药养医”机制，数项举措多管齐下。而前不久刚刚试点的国家药品带量采购，以及2019年重点推进的药品医保支付标准，更是准备将“通过改革机制的转换挤出水分，有效实现药品降价”这一理念贯彻到底。可以预见，药品行业通过高定价、高回扣等暗箱操作获利的时代即将终结，往后，创新才是能获得利润的最主要途径。

       但实际上，三医联动中的“医药”却不止有药品，还有和药品一样属于医疗服务行业产品的医疗器械。而在这其中，医用耗材由于其本身具有易消耗、需要反复采购的属性，也在医疗卫生支出中占据了重要的一部分。无论从破除“以药养医/以耗养医”的角度还是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角度，都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但在实际操作中，国家层面对于耗材的改革力度却远不如药品，甚至在2018年医药行业面临大洗牌的情况下，耗材企业仍然有机会偏安一隅。

       不是不动，只是条件还不成熟

       其实，业内专家对于医药产品的市场监管早已形成共识，认为其需要政府监管予以适当干预。但之所以在耗材领域还未形成国家层面统一的干预策略，是因为该领域的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至于有哪些，让小保带你来一一盘点。

       1、产品本身的复杂性所致的信息不对称

       耗材属于医疗器械中的一种，而此类产品，尤其是植入、介入类高值耗材本身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专业性，是使得利益相关方（企业、医院和患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使得患者几乎没有能力自主选择，也使得医院多数情况下只能被迫接受价格（更不用说在允许加成的情况下，医院存在购买高值产品的逐利动机）。而供给方则在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下，维持市场价格高居不下。

       2、缺乏统一、规范的维一标识系统

       标准化是很多行业规范化的基础，也是当前我国医疗器械监管过程中面临的技术难点。在标识系统不完善的情况下，容易“一品多名”和“一名多品”现象，如创口贴、无菌创口贴、一次性使用创口贴。对此，国际通行做法是赋予医疗器械唯一标识（UDI），这个标识通常以条码形式存在，是医疗器械在产品供应链中的唯一“身份证”。虽然在2018年8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经发布了《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规则（征求意见稿）》，但实际上这项工作已经进展多年，整体进度缓慢，从确定编码规则到最终完成编码可能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3、品种繁多，更新速度快，监管任务重

       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2018版），医疗器械共分为22大类，细分为206个一级类别，1157个二级类别，品名举例多达6609个。如此多样化的产品群体，仅仅是数字就已经能让我们感受到其复杂程度和监管难度，更不用说在医疗手段高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器械稍做改动就可能成为新产品、新型号，拥有新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监管队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专业水平上都存在严重不足，监管难度也就可想而知。

       4、价格监督体系不完善，管理手段缺失

       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医疗器械的价格管理一直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需求方（医院），都尚未形成科学的价格管理和议价机制，供方（生产企业）在定价方面具有较大话语权。如从医疗机构的角度来看，由于最终费用是由患者和医保机构承担，导致其对采购价格并不敏感，甚至为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价格加成）有采购高价产品的倾向。而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看，虽然有较强的降价意愿，但一方面，过去长期粗放式的管理已经积累下不少弊病，必须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才能彻底解决；另一方面，我国对医疗器械的监管经验相对较少，相关部门缺乏专业人才和知识，难以做到用科学方法实现对价格的精细管理。

       除此之外，按照医改“腾笼换鸟”的整体价格改革思路，医院减少的药品、耗材收入需通过调高部分收费价格、节省开支、增加财政投入等加以对冲，从而缓解改革对现有医疗体系带来的冲击。因此，先从监管体系较为成熟的药品入手，待医疗机构和企业将这轮改革的影响基本消化后，再借助“药改”的经验将改革深入到医疗器械领域，这种“药品先行、器械随后”的策略，其实也不失为较稳妥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