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开表示，抗癌药新规逐步落地，将进一步协调各有关部门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降价，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另据媒体公开信息披露，国家医疗保障局已经在上海就新时期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召开座谈会，其中重要的会议内容正是探讨下一步针对医保目录内抗癌药品开展省级专项采购工作。

       随后，一份《关于开展抗癌药省级专项集中采购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在业内流传。文件称：实施以抗癌药为重点的重大疾病药品专项集中采购工作，通过集中带量采购，优化临床用药结构，降低用药成本，在降税基础上进一步实现降价效应，满足群众用药需求；2018年8月底前，各省份出台抗癌药省级专项集中采购实施方案，2018年9月底前，全面启动专项采购工作，2018年年底前，专项集中采购工作完成。

       业内人士对记者透露，按照目前的政策精神，各省份将根据本地的药品使用量、使用金额、临床需要等因素，适当扩大范围。“2015年和2017年的谈判品种，支付标准调整将由国家医保局专项统筹安排，2018年谈判准入的抗癌药，各地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支付标准实行挂网采购。”

       对于中国部分抗癌药品价格过高的舆论聚焦，国家卫健委也给予高度重视，卫健委公开表示，将配合国家药监局加快境外已上市新药在境内上市审批，对治疗罕见病的药品和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的部分药品简化上市要求，可提交境外取得的全部研究资料等直接申报上市，药品监管部门分别在3个月和6个月内审结。

       专项采购带量博弈

       全力落实抗癌药降价是今年政府医药改革的重点工作，国家医保局牵头启动省级专项集中带量采购，抗癌药的价格将进一步下调。

       2017年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赫赛汀、美罗华、万珂等15个疗效确切但价格较为昂贵癌症治疗药品已经被纳入医保目录，对于目录内的抗癌药，下一步将开展专项招标采购，意味着在充分考虑降税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格下降。

       医药行业普遍认为，随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的深化，未来抗癌药品采购，通过质量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与原研药列入同一竞价分组，按相同规则招标采购，这将改变传统的国内医院渠道用药格局。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发布通知，下调肿瘤相关疾病治疗药物的挂网价格：

       6月29日，湖北省公立医院药品（耗材）供应保障综合管理网发布《关于下调辉瑞公司进口产品挂网价格的公告》，内容显示，为积极响应国家税改政策，辉瑞投资有限公司主动申请降低了包括紫杉醇注射液、阿昔替尼片、注射用阿糖胞苷、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IX等全部进口产品挂网价格，共涉及20种药品，下调幅度为3.4%-10.2%。

       7月2日，甘肃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网发布公告，根据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主动申请，同意调低其部分品种的价格，西安杨森规格50mg/盒的地西他滨注射液（商品名达珂）价格从10327.22元降到了4996元，降幅高达51.6%。

       7月9日，深圳全药网发布《关于公示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目录部分成交品种价格下调的通知》，包括诺华公司生产的甲磺酸伊马替尼片（格列卫）在内的七款药品主动申请降价。

       除跨国药企外，本土药企也在销售和支付的平衡中不断取舍：埃克替尼此前作为首批谈判品种中唯一的国产药参与卫计委价格谈判，2017年降价54%进入全国医保，病人报销70%～80%，年自付费用维持在约一万元；2018年6月，全药网曾对包括江苏豪森甲磺酸伊马替尼片在内的30个品种药品发布价格下调信息。

       制度细节渐进调整

       硬币另一面，医保控费、处方审核、减免关税、带量采购、鼓励创新、加强仿制、促进市场竞争……卫健委、医保局、发改委、药监局等各医药相关部门紧密配合，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目标极为明确，密集政策落地背后旨在彻底改变中国医药产业的制度性顽疾。

       事实上，临床用药选择并不是患者决定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普通的临床医生也无法左右，医疗机构具备最终决定权。

       众所周知，国内药品市场公立医院牢牢占据市场垄断地位，掌握着超过七成的药品销售份额，这种天然的垄断地位为垄断定价提供了空间，再加上公立医疗机构受到各种价格管制，通过制度成本和隐形返利实现垄断利润最终造成了过去“以药补医”的行业局面。

       “万艾可的仿制药已经上市多年，国内仿制药企业也越来越多，销售量甚至已经超过原研药，但原研药仍然没有降价，这显然不完全是市场竞争的问题。都说国内药品价格比欧美贵，甚至比香港贵，香港医生工资多少钱？国内医生工资多少钱？”某企业基层医疗事业部负责人对记者坦言，虽然院内院外不同渠道，治疗领域也存在差异，但在药品价格和医疗服务价格管制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隐性成本。

       某医药商业公司负责人表示，公立医院普遍比较强势，回款账期会拉得很长，短则三五月，长则一年，不少医院还要求医药公司缴纳数额不菲的保证金，整个医药产业链的隐性成本都蕴含在药品价格当中。

       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此前也分析指出，药品定价可以遵循两大原则，成本定价和市场定价。“成本定价由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知识产权），外加利润决定；市场定价就是不管成本，市场接受多少钱就定多少钱。我国药价成本除制造成本和研发成本，还要加上中国特色的制度成本：回扣、税收、经销商利润、渠道终端费用等。”

       不难看出，降税之后是否会如期带来抗癌药品价格下降涉及多个体系性环节，短期内的制度调整无法一蹴而就，但带量采购、价格谈判将成为协调临床急需药品的重要手段。2017年，人社部主导的中国医保准入首次国家谈判，44种拟谈判药品最终有36种药品进入医保目录，与2016年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品平均降幅达44%，最高降幅达70%。国家医保局作为医疗服务支付方主导肿瘤药品专项谈判，将为药物可及性带来更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