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药开始对中国医学产生影响是在19世纪初，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而此前的数千年间，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人类健康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华数千年绚烂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中医药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

       早在几千年前的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日常饮食劳作和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就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人们发现食用了某些动、植物后具有减轻或消除病痛的功效，这就是认识中药的起源。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神农尝百草”和“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人们在烘火取暖时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逐渐形成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劳作时发现身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其他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初步形成了原始医学。

       春秋战国时期，扁鹊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基础，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中医理论的奠基人，被后人誉为“医祖”。

       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问世。全面系统阐述了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治疗的原则与方法，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医学理观念，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中医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系统理论总结阶段，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

       秦汉后期，随着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

       《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对于合理处方、安全用药、提高疗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东汉时期，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瘟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被中医界称为“医圣”。

       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东汉末年，“外科鼻祖”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较西医的麻醉药提早了1600多年。

       唐代医家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两册典籍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孙思邈还提出“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言行诚谨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宋代是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政府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专设“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作为最早的教学模型具有直观具体、形象逼真的展示效果，是中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

       宋朝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目前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中医典籍都是当时校订和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明清时期，中医药也得到了较快发展，突出代表是医家李时珍历时27年之久写成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部史作自1593年起先后被翻译成日、法、英、德、俄等多国文字，在世界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时珍也被誉为“东方达尔文”。

       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湿热条辨》、《温病条辨》及《温热经纬》等。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明清时期中医药的发展也带动了中药堂、中药铺的兴起。广誉远创始于明嘉靖年间1541年，是中医药史上现存最悠久的中华老字号企业；陈李济创建于1600年，是现存最古老的中药堂，取名陈李济，寓意“陈李结缘，同心济世”。之后又陆续出现了同仁堂、雷允上、九芝堂等中药堂，这些距今三、五百年的老字号，虽历经朝代更迭、战乱洗礼，至今依然生机勃勃，坚守着以传统制药的制作技艺为基础，造福百姓的信念，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在中医药漫长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代中医药在西医和战火的夹缝中求生存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屈辱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抗争史。这一时期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随着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西方学术包括西医也不断传入中国。当时的民主思想完全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对待西医学的态度方面也非常“偏激”，有许多人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药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

       1929年，国民政府以“愚昧落后”、“阻碍科学”、“医事卫生障碍”等理由，通过了“废止中医案”，此政令一出震动了整个医学界。通过中医界人士和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最终还是保留住中医，但国民政府对中医的态度却日渐苛刻，中医几乎无法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支持。

       战争不仅仅让生灵涂炭，也摧残了千年的中医药文明。抗日战争以中国的胜利告终，但痴迷于中医的日本人洗劫了大量古代医籍，包括珍贵的元印《圣济总录》残卷、明代赵开美版《仲景全书》，使大量中医典籍流失海外。

       进入残酷的抗战年代，在西药得不到有效供给的情况下，中医药在挽救战士生命和治疗百姓疾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柴胡水蒸馏提取制成针剂，良好的退热消炎作用大幅减少了伤患战士的死亡率，同时还在治疗感冒、回归热、产褥热、肺结核退热、抗疟疾等方面也有良效。柴胡注射液的诞生突破了中药传统的给药方式，是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的产物，促进了传统中医技术、中药验方发展。

       ▍现代中医药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把“团结中西医”作为三大卫生工作方针之一，确立了中医药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卫生部设立了中医司，各省、市、县相应设置了中医处、中医科和中医股等机构。卫生部发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组建了中医学会，通过举办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开展中医带徒等一系列工作，保障了中医药事业的健康、科学、稳步发展。

       1949-1955年，全国共创办20所中医进修学校和143个中医进修班，1958成立四所中医学院后在各省成立中医学院。1955年底卫生部中国中医研究院宣布成立后，一些省、市、区也相继成立了中医研究所。到1960年，中医医院已从建国初期的寥寥数所发展到330所，中医病床增至14199张。

       在“中西医结合”指导方针的引导下，很快在医疗界兴起了中西医互学运动。1960年全国范围内西医在职学习中医的约有3.6万多人，一些西医专家也开始钻进中医药学的宝库中，着手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伊始就组织专家整理中医典籍，各地也组织大批中医工作者对古典医籍和老中医的经验进行了整理、总结、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到大量的秘方、验方、单方，仅河北省1958年在保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上就展出实物1388件，祖传秘方、验方163754个，著作73部。

       改革开放后，大型国际跨国药企陆续进住中国，先进的化学药物和治疗理念改变了医生的处方行为和用药习惯，中医药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随着西医诊断技术和诊疗仪器设备突飞猛进的发展，西医在临床治疗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曾几何时在百姓医疗保健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中医凸显被弱化、被边缘化的尴尬局面。

       2015年5月，首个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的专项发展规划《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发布；2016年2月《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出台，明确了未来十五年我国中医药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7年7月1日首部《中医药法》正式实施，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确立了法律依据。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2015年诺贝尔奖，为中药发展提供某些有益启示，也振奋了广中医药从业者的自信心。

       党和政府历来对中医药事业给予关注和支持，主席曾在多个场合提到中医药的重要性，2010年主席在澳大利亚孔子学院的讲话中提到：“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发展和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中医药诊治疾病自成体系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中医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体内部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重视自然和社会环境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认为精神与形体密不可分，强调生理和心理的协同关系，重视生理与心理在健康与疾病中的相互影响，因此形成了中医“生理-心理-社会-自然”的传统医学模式。中医诊疗着眼于“病的人”而不仅是“人的病”，也就不难理解中药的说明书中为什么功能主治较多，有些脏器疾病为什么针灸肢体和手足的穴位就可以治病了。

       注重“平”与“和”

       中医强调和谐对健康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人的健康在于各脏腑功能和谐协调，情志表达适度中和，并能顺应不同环境的变化，其根本是人体在正常状态下阴平阳秘，即阴阳的动态平衡。《皇帝内经》中“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是以中医理论阐明疾病的发生，其根本是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人的整体功能失去动态平衡，给了致病因素可乘之机。中医“以药之偏，调人之偏”来纠正人生命之偏，这就是治病之道。重点解决致病因子引发的整体功能失调状态

       辨证施治，强调个体化治疗

       中医诊疗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体现为“辨证论治”。“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采集的症状、体征等个体信息，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候。“论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结合患者体质、地域环境及四时气候等，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对病证具体施治的过程。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以证为本，法从证立、以法组方、据方遣药。又可依据具体情况灵活应用，但须把握标本，随证加减，体现处方用药高度个体化的特点和优势。以感冒为例，中医将之区分为风寒感冒、风热感冒，还会考虑到个人的体质差异，给出的治疗方案因人而异、各不相同。

       “治未病”与疾病康复

       中医强调关注疾病全过程，“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中医“治未病”核心体现在“预防为主”，中医强调生活方式和健康有着密切关系，主张以养生为要务，认为可通过情志调摄、劳逸适度、膳食合理、起居有常等，也可根据不同体质或状态给予适当干预，以养神健体，培育正气，提高抗邪能力，从而达到保健和防病作用。同时也强调疾病康复很重要，防止复发。

       “治已病”成效显著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屡经天灾、战乱和瘟疫，却能一次次转危为安，人口不断增加、文明得以传承，中医药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医药除在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的防治中贡献力量外，在重大疫情防治和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疗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肯定。中医治疗甲型H1N1流感，取得良好效果，成果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手足口病、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传染病，以及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等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都发挥了独特作用。

       治疗方式灵活多样简便经济

       中医诊断主要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收集患者资料，不依赖于各种复杂的仪器设备。中医治病既有药物，也有针灸、推拿、拔罐、刮痧等非药物疗法，许多非药物疗法不需要复杂器具，其所需器具（如小夹板、刮痧板、火罐等）往往可以就地取材，易于推广使用，体现了中医治病的便捷性和经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