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计委要求，各地要在6月底前完成谈判药品与当地医保支付政策的衔接，集中挂网采购。然而截至7月21日，只有14省份将谈判药品纳入医保合规费用范围，药品降价迟迟未能落地，于是出现河南南阳的病人坐火车赶到安徽合肥买药的尴尬事情。因为一瓶治疗乙肝的吉非替尼，在河南要卖1470元，而在合肥降价后只需490元。 （28日《南方都市报》）

       “跨省买药”

       缘于“政策梗阻”

       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是在“药价高、看病贵、医患争端频发”的背景下出台的新政，这一政策关涉民生，对患者来说，当然是极大利好。然而从目前进展来看，只有14省份响应，与卫计委的初衷还有很大差距。而且在这14个省份里，有不少只参与谈判，并未落实降价，患者仍然要“望药兴叹”。

       为什么好事迟迟难以落实到位？没有病痛在身估计是体会不到患者盼药之苦的。在久盼不至的情况下，患者只能选择跨省买药。

       一些省份之所以动作迟缓，说其不想为民办事，冤枉了他们。其间，有关部门协调不畅、决策掣肘，加之落实新政缺乏驱动力，是重要原因。据报道，目前农村的新农合医保多由卫计系统主管，而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医保则由人社系统主管，要将某一类药品列入谈判目录和准入序列，如果靠一个部门单边行动，自说自话，另一部门只有被动会签文件的份，效率低下和执行困难也就在所难免。此外，药品降价了，对患者来说是件好事，但对靠开单拿提成的医生来说，就未必真心欢迎。他们的态度也会决定着谈判药品落地的进程。

       患病本来就是件痛苦的事情，现在再跨省买药，无端增加了购药成本。有患者想一次性购买一两年的用药量，即使医院愿意卖出，也容易降低药性，影响治疗效果。

       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国家参与药品价格谈判，维护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完善这一制度，打通政策“梗阻”，加快药品谈判进程，扩大谈判药品入市范围。由于此事关涉民生惠及百姓，建议应由国家作顶层设计，由卫计委和人社部共同牵头，同时参与，同步实施，才能把为民谋利的好事办好。 叶传龙

       谈判药品进医保

       急不得也慢不得

       5月18日7部委印发《关于做好国家谈判药品集中采购的通知》。

       “药价谈判”是多方共赢的、有意义的探索。对政府来说，运用国家资源增添谈判实力，大大降低新药价格；对药企来说，以价格换市场，是一种长远的利益交换。过去，新药要进医保，只能等待医保目录更新，一般要等好几年，而通过药价谈判，新药进入医保的时间理论上大大提前。

       如果把这一事件看成中国医疗改革的一部分，或许更能看出谈判药品进医保背后的真问题。

       首先，考虑医保基金的现实，“谈判药品”进医保急不得。政府推动的医保，并不是保证少数人的健康，而是要保证大多数人都得到尽量好的治疗。如果在某一些药物上花费很多资源，那么就会影响其他人的利益。基本医疗保险的内涵是为人们提供只是基本的、必需的医疗保障的帮助，而不是无限的服务。

       医保目录更新缓慢，或许是出于把握医疗资源平衡的考虑。专利药、高价药进医保，肯定会对医保基金造成冲击。医保必须对使用者有所限制，想追求更好的医疗条件，只能花自己的钱。

       老百姓迫切希望得到更优的药品价格，甚至不得不跨省买药。这就要求，“谈判药品”进医保慢不得。本次降价新药，市场需求极高，降幅达到55%到67%，但即使如此，治疗肺癌的易瑞沙（吉非替尼）降价后还要7000多元，仍然大大高于印度仿制药。不过，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

       谈判药品能够顺利进医保是医改的一面镜子，如何推进医改才是更重要的问题。政府的责任是增加医疗资源的供给，像此次推进药价谈判，未来推进谈判成果进医保，都是政府力量的体现。在医保制度较为成熟的国家瑞士，医疗服务全部由政府采购，但企业要向社会公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