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辉瑞在2019年年初宣布将关闭两家位于印度的生产工厂以及裁撤约1700名员工之后，礼来、阿斯利康紧接着便各自宣布了自己的裁员计划。

       据消息，美国制药公司礼来公司于1月8日对外宣布，其将以“自愿离职计划”的形式，在其位于法国东部斯特拉斯堡市的一处工厂裁撤约250个工作岗位，从而减少在该工厂的工资支出。资料显示，礼来目前在此工厂的总雇佣人数在1400名左右。这也即意味着，礼来此次裁员直接涉及约20%左右的雇员。

       而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日前则同样宣布，将关闭两家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生物制剂工厂，同时裁撤210个位于此工厂的工作岗位。而阿斯利康给出的裁员原因，则是为了进一步精简其生物药产品供应链体系，同时阿斯利康还表示，这是目前其全球架构调整的一部分。

       事实上，这还仅仅是步入2019年仅半个月以来，就已经出现的三家大型跨国药企裁员案例。如果将时间放宽至2018年甚至更早就不难发现，包括拜耳、GSK、诺和诺德等在内的一系列大型跨国药企，以及类似于基因泰克这样的中小型明星生物医药公司，甚至于包括Teva在内的以仿制药为主的跨国企业，近年来都普遍进入了裁员期，少则几十、几百人，多则甚至涉及上万人。

       具体来看，削减成本、聚焦优势业务以及战略架构调整，成为了这些跨国药企对外宣布的裁员主要原因，但从更深层次看，跨国药企频繁裁员的背后，更多的是产业格局的剧烈变动以及市场格局的重新塑造。可以预见的是，不管是因为全球战略调整，还是大型并购交易，在接下来的2019年，“裁员”仍然会是整个医药产业的一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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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裁撤超两万人，医药代表最危险

       从全球范围来看，跨国药企的裁员几乎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据E药经理人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至少有包括辉瑞、赛诺菲、拜耳、诺华等在内的超过10家明星跨国药企主动发起裁员。所裁撤的人数共计达到23107人。而作为跨国药企的关键市场，中国自然没能幸免于难，典型的如诺和诺德。2018年9月，诺和诺德共计在中国和及其大本营丹麦裁撤研发人员共计400人。

       什么样的人在裁员中会最危险，成为被裁掉的人？从2018年的情况来看，医药代表、高失败率的新药研发部门人员，以及非核心业务部门人员，仍然是处于危险边缘的几类人。

       而在已经开始的2019年，受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医药代表备案制等一系列政策的影响，医药代表这一群体，仍然会在新一轮裁员中首当其冲。

       首先，医药代表备案制的出台，使未来中国医药产业中，医药代表的角色、职能、行为规范将重新定位，而一旦重新定位，大批的医药代表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按照此前公布的《医药代表登记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医药代表此前的多项工作任务实际上在今后将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例如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不得参与统计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数量、不得直接销售实物药品、不得收款和处理购销票据等等，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回归医药代表“学术推广”的本质。那么按照这种要求，不具备专业学术推广能力的那部分医药代表，或是主动离职，或是被裁撤，总而言之，生存地位将受到很大挑战。

       而跨国药企的动作无疑比本土企业更快，近一段时间以来也已经陆续有企业开始针对医药代表做出反应，例如优时比中国区总经理吴昕此前在接受E药经理人采访时就表示，优时比中国已经针对业务模式做了较大调整，其中就包括把医药代表这个职位转变为医药信息伙伴，相应的考核方案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另一方面，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进一步推广，也将直接影响未来跨国药企在华企业推广的根本模式。其根本原因在于，以价换量的模式使得产品在“量”上有了保证，因此产品推广对于医药代表的依赖就直接降低，这一点无论对于本土企业还是跨国药企来说都是关键因素，当企业不再需要那么多销售人员的时候，裁撤医药代表、降低销售费用，也就成为了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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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并购频发促成裁员潮

       在2019年刚刚开始的这一段时间里，除了频繁发生的裁员，同样引入关注的，还有频繁出现的大型制药企业并购。BMS对新基高达740亿美元的收购、武田最终成功将夏尔纳入囊中，以及礼来以80亿美元收购了Loxo Oncology，都成为被业内津津乐道的经典并购案例。

       然而，紧随大型并购而来的，往往就是裁员。这一点，可以参见历史上“宇宙大药厂”辉瑞的多次并购之后的裁员风波。

       而不管是对于跨国药企还是本土药企而言，“并购”都将是2019年一个主要的关键词。这里说的“并购”，既包括公司层面间的合并，当然也包括对于具体品种的收购。

       这种情形在接下来的中国可能会发生的更为密集。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资本市场上的寒冬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显现，一个典型的现象是2016年、2017年左右市场上还堪称丰裕的“热钱”，在2018年下半年开始逐渐消失了，投资者都捂紧了自己的口袋。如此一来，市面上的好项目变得多起来，同时在紧张的融资压力下，这些好项目价格也变得更为理性，甚至不少好项目开始待价而沽。这个时候，现金流充沛的跨国药企，以及一系列上市公司，将更多的成为并购的发起方。在现金为王的时机里，凭借自身资本优势，尽可能多的吃掉更多优质资产，这种现象会密集发生。

       而随之而来的，则是跨国药企的战略调整。这种战略调整往往是全球层面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可能是产品线的重新组建，也有可能是老产品线的彻底摒弃，而每一次战略调整，势必都会带来人员的巨大变动，典型的如BMS。受BMS全球战略影响，近几年来BMS在中国的战略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糖尿病、肝病、肿瘤等多个部门的变化也带来了其员工的大量流动。

       最近的一个跨国药企在华架构调整则是阿斯利康。1月11日，阿斯利康新任中国总经理赖明隆宣布重组心血管、肾 脏及代谢业务部，将其正式分为心血管、肾 脏、糖尿病代谢三大治疗领域，并任命了这三大独立战线的负责人。

       而近几年来跨国药企更多的一个裁员诱因，实际上也与外包业务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实际上，不管是研发环节的外包（CRO），还是生产环节的外包（CMO/CDMO），还是销售环节的外包（CSO），几乎每一个环节如今都能找到对应的角色来为制药企业服务。在缩减成本以及提高效率的考量之下，将业务在一定范围内交由外包来进行成为了跨国药企目前最经常使用的一个手段。而显然，随着外包业务的逐渐成熟，跨国药企再也不是动辄需要上万人的那种经营模式，精兵减将自然是一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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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持续增长，但仍有隐忧

       1月16日，阿斯利康与中国本土企业绿叶制药集团同时发布消息，绿叶将授权阿斯利康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推广期血脂康胶囊产品。绿叶发布的官方信息显示，“这是跨国药企首次和中国药企达成一致，在华合作推广由中国药企自主研发的创新药。”

       近年来，跨国药企与本土药企之间的合作已愈发频繁，并且这种合作已经逐渐由单向交流转为双向互动。仍然以阿斯利康和绿叶制药为例，早在2018年5月，绿叶制药就曾收购阿斯利康中枢神经核心产品思瑞康及思瑞康缓释片，这在当时业界里也产生了不小的震动。

       阿斯利康将其曾经的全球第二大畅销药物交给绿叶，而绿叶则将心血管产品线上的核心产品交给阿斯利康，这种合作本身就意味着，如今跨国药企在华的经营模式，已经同多年前远远不同。

       这其中当然有诸多原因。

       从药品销售成绩上来看，跨国药企近年来在中国的业绩增长，尽管在不同阶段有所起伏，但整体而言，仍然呈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来自IQVIA艾昆纬咨询《中国医院医药市场回顾》显示，2015第一季度，跨国药企的药品销售增速为5.2%，与此同时本土药企则为78%，而到最新统计的2018年第三季度，跨国药企的药品销售增速为10.1%，对应的销售数字为547亿，而本土企业则仅为-1%，对应的销售数字为1457亿。

       实际上，从2018年第二季度开始，本土药企的增速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负值，尽管药品销售额仍远超跨国药企，但增速却已被远远落下。

       但跨国药企在华能真正放心的走下去吗？恐怕也不行。

       首先是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与药品招标采购的冲击。自新一轮的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实施以来，跨国药企显然已经感受到寒意。越来越多的国产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并且在各地药品的招标、采购中享受优惠政策，并且多地在招标过程中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通过品种与外企的原研产品纳入同一质量层次，这就决定了接下来的比拼将是价格的比拼，而这绝非跨国药企在华希望看到的局面。

       举例来说，同样是治疗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伊马替尼片，同样规格的产品，诺华原研的格列卫目前招标价格大多为9998元，而石药欧意的产品招标价格则在700.41-729.6元之间不等，江苏豪森的产品则在842元-850元不等，都尚不足原研产品的十分之一。再考虑到具体报销政策的不同，仿制产品对原研产品的冲击，可想而知。

       另外一方面，则是目前日益加快的人才流动。同产品的双向流动不同的是，这种人才流动开始更多的呈现出单向流动的趋势，即从跨国药企流向本土企业。以辉瑞的吴晓滨为代表，典型的例子已经有很多。

       有意思的是，此前曾访问过多家跨国药企在华的GM，并就这一问题进行提问。绝大部分跨国药企的表态，是对这样的人才流动持积极态度，认为人才不分跨国、本土，能为中国企业尽一份力都是自己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并且也并不承认某一个关键岗位人才的离去会对公司产生很大的直接影响。

       这在某一个层面是成立的。毕竟，跨国药企多年来的积淀，决定了其更多的是以成熟的体系和完成的架构来促使公司运行，而非依靠单个人的能量来进行驱动，这与本土企业之间有非常大的不同。但在另外一个层面，这些人才的流失，真的对跨国药企在华经营来说不是损失吗？恐怕个中滋味，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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