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项研究表明,长久以来流行的抗CTLA-4抗体Ipilimumab在癌症免疫治疗中的免疫检查点假说并不成立,即Ipilimumab并没有通过阻断CTLA-4/B7相互作用而发挥抗肿瘤效果,而清除Fc受体介导的高表达CTLA-4的肿瘤局部调节性T细胞(Treg)则在有效的免疫治疗中至关重要。作者利用CTLA-4人源化的新生小鼠模型,模拟临床上Ipilimumab单用以及联用造成的各个脏器的免疫副作用,并评估了其它抗CTLA-4抗体的安全性,阐明了失调的自身反应性Treg及全身T细胞的活化是造成免疫副作用的根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对今后研发新一代高效并且安全的抗CTLA-4抗体以及其它以CTLA-4为靶点的药物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随着肿瘤免疫调控机制的逐渐清晰和基因改造技术的不断提高,肿瘤免疫治疗领域得到了空前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免疫检查点 (Immune Checkpoint)单抗药物与嵌合抗原受体T(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效果逐渐获得认可,癌症免疫治疗的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目前肿瘤免疫药物治疗的最主要方面是肿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即通过抑制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调动自身免疫系统功能来消除肿瘤,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CTLA-4、PD-1和PD-L1三个分子上。

       CTLA-4分子高表达于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和激活的T淋巴细胞上。正常情况下,T淋巴细胞的活化需要两条信号通路共同激活,其一是T细胞受体(TCR)与抗原呈递细胞(APC)呈递的MHC-抗原肽复合物相结合(信号1),其二是B7分子(B7-1或B7-2)与T细胞表面的共刺激分子CD28相结合(信号2)。T细胞活化后高表达的CTLA-4分子虽然与CD28具有高度同源性,但功能相反,即CTLA-4分子与B7分子结合后抑制T细胞的活化。

       2011年,美国FDA批准首款抗CTLA-4抗体抑制剂Ipilimumab(商品名YERVOY?)用于黑色素瘤的治疗,疗效显著。根据免疫检查点阻断的假说(Checkpoint Blockade Hypothesis),在外周淋巴器官,抗CTLA-4抗体如Ipilimumab是主要通过阻断抑制性的CTLA-4/B7信号通路【图1】,从而促进T细胞的激活而发挥抗肿瘤作用。然而这一流行的关于Ipilimumab在癌症免疫治疗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假说并没有得到严格的实验验证。

       图1. T细胞的活化需要通过TCR/MHC(信号1)和CD28/B7(信号2)进行共刺激。 抗原呈递细胞(APC)上的B7分子(包括B7-1和B7-2)与T细胞上的CTLA-4的结合抑制T细胞功能。 抗CTLA-4抗体阻断CTLA-4结合B7并阻止其对T细胞功能的抑制。

       虽然Ipilimumab可以阻断锚定状态的(Immobilized )CTLA-4分子和游离的(Soluble )B7分子的相互作用【图2A】(J Immunol. 2003 Dec 1;171(11):6251-9.),但B7分子是膜表面表达的共刺激分子,因此以前的研究并不能证实Ipilimumab能够有效阻断在生理状态下的CTLA-4和B7的相互作用。刘阳/郑盼教授联合实验室的研究表明,当B7分子被固定后(比如B7包被在ELISA板上时【图2B】或者表达在细胞表面【图2C】),Ipilimumab(包括临床上使用的Ipilimumab以及按照已公布的抗体序列由不同公司合成的Ipilimumab)在体外并不能很好地阻断细胞表面的CTLA-4/B7的相互作用【图2D】,也不能有效地阻断CTLA-4介导的B7分子的转胞吞(Transendocytosis)作用【图2E】。与此不同的是,刘阳/郑盼教授联合实验室筛选出的另外一种抗CTLA-4的半人源化的抗体L3D10 (Blood. 2005 Feb 1;105(3):1114-20.和Blood. 2005 Nov 1;106(9):3127-33.),却能非常显著地阻断各种形式的CTLA-4/B7的体外相互作用【图2】。 此外,在human CTLA-4 knock-in的人源化小鼠和human CD34+ stem cells重组的NSG小鼠中,L3D10——而不是Ipilimumab——能够显著抑制human CTLA-4对脾 脏树突状细胞表面B7分子的转胞吞下调【图2F】,从而提供了在体内实验中的生理状态下Ipilimumab不能有效阻断CTLA-4/B7相互作用的证据。

过去的理论又错了,长文报道CTLA-4抗体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新机制新模型

       图2. 当B7分子被固定时,L3D10——而不是Ipilimumab——能够在体外和体内显著阻断CTLA-4/B7的相互作用。(摘自Cell Research (2018) doi:10.1038/s41422-018-0011-0)

       更重要的是,刘阳/郑盼教授联合实验室的研究指出,阻断CTLA-4/B7的相互作用,并没有贡献于抗CTLA-4抗体的抗肿瘤效果。这一论断来自多个方面的实验证据:

       1)在human CTLA-4全人源化(CTLA4h/h,即CTLA4的两个等位基因均来自human)的小鼠模型中,抗human CTLA-4的抗体L3D10能够有效阻断CTLA-4/B7的相互作用;而在human CTLA-4半人源化(CTLA4h/m,即CTLA4的两个等位基因一个来自human,一个来自mouse)的小鼠模型中,只能识别human CTLA-4的L3D10不能有效阻断CTLA-4/B7的相互作用。尽管如此,在CTLA-4全人源化和半人源化的小鼠模型中,L3D10和Ipilimumab都能有效的消除MC38肿瘤【图3A、图3B】和减缓B16肿瘤的生长。

       2)将半人源化的L3D10进行完全人源化后筛选得到的两株失去阻断CTLA-4/B7相互作用能力的HL12和HL32抗体【图3C】,并没有影响其抗肿瘤的作用,因为HL12和HL32展现出与Ipilimumab一样的抗肿瘤效果【图3D】。

       3)用B7分子的阻断性抗体1G10/GL1处理实验小鼠,在事先阻断B7功能的情况下,Ipilimumab仍能发挥有效的抗肿瘤作用,进一步说明其并不依赖于阻断抑制性的CTLA-4/B7信号通路【图3E】。

       4)三种常见的抗mouse CTLA-4抗体(4F10/9D9/9H10),它们阻断CTLA-4/B7相互作用的能力差别很大(如9D9和L3D10一样具强阻断能力,而9H10则不显示或者具备非常弱的阻断能力)。然而,文献报道它们都具备非常好的抗肿瘤作用。

       图3. 抗CTLA-4抗体治疗肿瘤的主要分子机制是通过清除肿瘤局部的Treg,而不是通过阻断CTLA-4/B7相互作用的抑制性信号通路。(摘自Cell Research (2018) doi:10.1038/s41422-018-0011-0)